不能忘记9岁时候到“民众教育馆”借阅一本雨果(当时的译名是“嚣俄”)的《悲惨世界》。我沉浸在主教对冉阿让的以德报怨的精神冲击里，我相信，人们本来应该有多么好，而我们硬是把自己做坏了。不能忘记10来岁时我对于《大学》《孝经》《唐诗三百首》等的狂热阅读与高声朗读背诵，那也是一种体会，道理可以变成人格，规范可以变成尊严与骄傲。人可以变得更好。

不能忘记11岁时从地下党员那里借来的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新知书店的丛书如杜民的《论社会主义革命》、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与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那是盗来的火种，那是吹开雾霾的强风，读了这些书，像是吃饱添了力气，像是冲浪登上了波峰。

不能忘记十八、九岁的时候对于大量国内外文学经典的沉潜。而在艰难的时刻，是狄更斯陪伴了我，使我知道人必须经受风雨雷电、惊涛骇浪。

甚至在“文革”那种绝非适于读书的日子里，我仍然乐此不疲地偷偷阅读着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出版的维吾尔文、乌兹别克文、还有以上语种的斯拉夫字母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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