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破万卷·《信仰之旅》（2984）

《信仰之旅》，一名《由异教徒到基督教徒》,文化论著。林语堂著。原为英文From Pagan lo Chrislianity，1959年克里夫兰世界出版公司初版。胡簪云译,台湾道声出版社1960年出版。作者事迹参见《读书破万卷·<</span>京华烟云>（2973）》。 

    林语堂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独特典型,在他晚年的精神自传《信仰之旅》中,描述了他“从基督徒到异教徒,再从异教徒到基督徒”的内心旅程,其中对儒、道、佛等哲学和宗教体系及其与基督教之间的相异与互通之处,多有独到的发掘与心得。

林语堂的三种跨越。《信仰之旅—论东西方的哲学与宗教》,是林语堂1959年在美国用英文撰写的精神自传，是林先生在信仰上探险的纪录,书中记载着他的怀疑及困惑,他和世上其它哲学及宗教的切磋琢磨,及他对过去的圣哲所言、所教的最珍贵的宝藏的探索。以林语堂的智能高迈,学识渊博,经过数十年取精用宏、详思约守,而最后选定耶稣基督作为他信仰的对象,不能不说体现出一种审慎不苟、择善固执的精神。

长期以来,林语堂站立于东西文明交汇点,不断往来于欧美与东方各国,由于他流畅的外语著作在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深入理解,使他在与东西方文化界人士的接触与交往中如鱼得水,为中外文学交流史留下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回忆。几十年来,林语堂也构成中国现代学史上“最不容易写的一章”。在正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林语堂即使不是完全消失,也往往以一个与鲁迅对立的“反派文人”的面目而出现。而同时,林语堂的多部英文著作在海外的知名度却如日中天:他的书不仅几度名列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而且还成为欧美多家大学和不少知名人士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文献,其中《生活的艺术》一书还成为欧美追求高雅闲适生活方式的女士们的“枕边书”。1975年,林语堂当选为国际笔会总会副主席,1972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无疑奠定了他在国际文学界不容争辩的大师级地位。在他辞世两年之后(1978年),当时的总统布什,在访华前夕曾兴致盎然地对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大谈他读林语堂作品的感受。这一切足以证明,林语堂的创作不仅已经深刻地影响着西方人的中国观,而且可以说在无形中架起一道跨越中西文化的彩虹。

近十年来,“林学”研究在大陆渐成显学,据不完全统计,1995— 2000年间国内省级以上学刊发表的林学论文已超过160篇,其中,中国社科院王兆胜博士、厦门华侨大学陈旋波教授等中青年专家的研究,已经大大突破了以往的格局;但是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依然在不同程度上束缚着林学的发展。因此,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林语堂,也就有可能从东西文化汇通的层面,不仅跨学科而且跨语境地来拓展林学研究的视野,提升林学研究的整体水准。这样,林语堂的“信仰之旅”及其“宗教回归”等一系列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阈。

事实上,林语堂一生是极富创造性的,研究者通常将他八十多年的丰富人生分为三大阶段,即:早年“狂热的30年代”:在中国大陆(1930年代);中年“走向世界的LIN YUTANG”:在欧美诸国(1935—1966);晚年“重归中文写作的时代”:在台湾和香港(1966— 1976)。

林语堂一生所具有的不同的文化身份,可以详细划分为:(一)中英文杂志编辑;(二)作为评论家、文明批评家和散文家;(三)作为小说家;(四)作为翻译家;(五)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六)作为语言学学者。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笔者所认为的他一生中所实践的“三种跨越”:其一,跨语境(跨国界)写作—作为一个世界级的中英文双语作家,他跨越了语言和国界的屏障,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走出了一条与近代历史上“西学东渐”逆向而行的“中学西传”之路。其中,他在留居美国40年前后所创作的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苏东坡》等,在欧美文化界影响至为深远;其二,跨学科创造—作为被西方公认的“20世纪最高智能的人物”,林语堂跨越了语言学-文学、人文-科技等学科边际,成为能够跨越科际并成功整合科际的“通人”。他早年致力于语言学研究,中年和晚年在美国发明首台中文打字机、在香港中文大学主持编撰《林语堂汉英词典》即为明证;第三,跨宗教体系的信仰—他作为“第三代基督徒”经历了从基督徒到异教徒,再重新回到基督徒的大回环。他在精神自传《信仰之旅》中,回顾自己跨越中外不同宗教信仰系统,在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对话中,进入了“世界宗教”的灵修境界。

在《林语堂与世界文化》上编中,笔者以“跨学科论域中的林学景观”为题,围绕上述“三大跨越”,分别用“信仰归途”、“通才境界”和“性灵空间”三辑九章来探讨“林语堂与基督宗教”、“林语堂与东西文化”、“林语堂与世界文学”等相关论题,分别涉及到基督教传教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国际文学关系等多个研究领域。

林语堂的两度转变。台湾亚洲浸信会神学院院长周联华牧师认为:《信仰之旅》的原名是《从异教徒到基督徒》,其实应该是“从基督徒到异教徒再成为基督徒”。因为,林语堂自小生长在牧师的家庭里,他小时候就读经、祈祷、参加礼拜,就连他在自称是异教徒的一段时期,仍是以基督徒的原则为人处世。他自称是异教徒,因为他不想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他的名字没有记录在任何一个教会的教友名册上。他不甘心接受”装在箱子里”的信仰。周牧师特别指出:他的基本人生观仍是基督徒的,也许他像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一样,是一位“存在的”基督徒。

以林博士的真诚、反叛、不愿人云亦云,做一个应声虫,他要自己寻找探讨是必然的途径。他不肯做一盆在暖房里生长的鲜艳花朵,他宁愿在狂风暴雨中遭到打击,然而靠着挣扎和奋斗,仍然能开花结果。也许有人说:“当基督徒就当基督徒好了,何必浪费那么多时间,绕那么大的一个圈子,再回到信仰的起点,来信靠上帝?”以林博士来论,这个圈子是非绕不可的,绕了这个圈子使他更坚强、更确实,使他成为识途的老马,能够告诉许多寻求信仰真谛的旅伴,“我们要往那里去?”“这条航程怎么走法?”他终于抵达了彼岸。首先,人们的问题是,林语堂为什么要从基督徒成为异教徒呢?我们不妨联系林著文本详加阐释:在“童年及少年时代”和“大旅行的开始”(第一、二章)中,人们看到:林语堂出身于两代信仰基督教的家庭,父亲是一位乡村牧师。他本人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最初是选读神学院,但教会神学的教条却引起他的反感和动摇。后来,林先生在清华任教,对中国圣哲思想曾作高度的钻研,发生深切的爱好;同时受当时两位大思想家胡适与辜鸿铭的刺激,对于中国哲学作了根本的探讨,因而与基督教神学逐渐远离,转而信仰人文主义长达40年之久。在此,人们清楚地看到,林先生虽然虔诚信仰基督,但不赞成某些特定的崇拜形式。他承认任何宗教都有形式和内容,宗教也常藉形式来表现,但他认为就基督教的情形来说,它的内容乃是耶稣的一切丰盛所赐,而它的形式都是人所加上的。耶稣当年建立他的”没有信条,而只以他在他的门徒中所创造的爱的伟大力量为基础的教会”,这种使门徒对主不得不爱的爱是基督教会的开始。至于形式,照耶稣自己的意见:是人用心灵与诚实来做自由崇拜。林先生慨乎言之:现在崇拜的形式已用传统及历史的发展为基础来制定,在这件事上,曾有许多固执己见的行为,导致各教会各宗派间的分裂。林先生认为各个信徒可以自由选择崇拜的形式,正如使用自己的言语一样,无论是用德文、英文、法文或拉丁文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形式不过是一种用来达到同一目的的工具而已,所谓殊途同归,各人可以自择。至于某种形式有无价值,全视它能否领导我们达成和基督建立友谊的目标而定。林先生这种开明的态度,对于那些坚守“宗派”、“立场”的教会人士,亦足提供主要的参考,甚或促起反省的作用。以后三章,他对于我国思想的大主流—儒家、老庄与禅宗,加以介绍与批判,显示他的天才横溢,光芒四射。

为什么林语堂晚年又成为基督徒呢?台湾张序牧师提出,各人信仰的动机与经过多不相同,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地、直觉地起了信仰,例如有些受了疾病、灾变或重大苦恼问题的折磨,在无可奈何的顷刻,切切地求助于神,而出现奇迹,所谓“人力穷而天心见,径路绝而风云通”,于是顿起信仰崇敬之心;又如有些人出身基督教的家庭,耳濡目染,习与性成,不知不觉地成了彻头彻尾的基督徒。另一类是经过了千回百折、深思熟虑之后才起了信仰,很多大文豪、大科学家晚年归主,这一类人的信仰历程是很艰苦的,但他的最后所得也是很可宝贵的。经过了研究、分析、比较、参证之后,他的信仰格外稳定而坚固。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种子撒在好土上,结实数十百倍;房屋建在盘石上,永远不会动摇。由林先生的信仰之旅看来,他的信仰经过无疑是属于第二类的。

林语堂本人在书中也回答了与此相关的问题。《信仰之旅》第六章讨论“理性在宗教”。他认为,现代人想到宗教时的迷惑,大部分是由于一种方法上的错误。人们喜欢用笛卡儿以”认识理性为首要”的逻辑来接近上帝,事实上“在物质知识、科学知识的范围里,用时间、空间、活动,及因果关系等种种推理的工具是最好的,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宗教、爱、人与人的关系上面,这种方法是奇怪地和目的不合,而事实上完全不相同”。“因为宗教是赞赏、惊异,及心灵崇敬的一种基本态度;是一种由于个人全意识直觉了解的天赋才能;一种由于他的道德的天性对宇宙的全身反应;这种直觉的赞赏及了解,是一种比数位的推理精妙得多、高尚得多的天赋才能,属于一种较高级了解。”“科学方法并没有错,但它完全不适用于宗教的范围。”“科学的武器是显微镜;宗教知识的武器是人心的低沉轻柔的声音及热忱,用一种直觉的能力来猜测真理的微妙的警觉。但近代人所缺乏的,刚好就是这种技巧及机警。”林先生说:“人的道德性对宇宙的总反应,我们没有适当的可理解的名称,有人称它为信仰,有人称它为直觉。

总之,这是人类知识所不可及的剩余区域,它不是理性的对比,它是高级的理性。”他说:“这种知识所不可及的剩余区域,偶尔会成为人类知识及道德意识的最有意义的区域,上帝、灵魂、永生及人的整个道身,都包孕在其中。”这一章讨论宗教信仰的心灵活动,至为精密,读者在此需要以会心的微笑去体味和理解。

第七章“物质主义的挑战”。林语堂分析近代五百余年的思想趋势,即:由早期的偶像崇拜到十八世纪的人文主义转而到十九世纪的唯物主义,再由唯物主义的路走到上帝及一种对宇宙的灵性解释,虽是一条奇怪的旅行路线,但其总趋向是“物质让地给灵性,多过灵性让地给物质”。最后一章“大光的威严”,描述作者到达了他信仰旅行的目的地后的感想。他说:“耶稣的世界和任何国家的圣人、哲学家及一切学者比较起来,是阳光之下的世界。”太阳升起,所有的灯光都可以吹熄。“在耶稣的世界中包含有力量及某些其它的东西—光的绝对明朗,在这里没有孔子的自制,佛家的心智分析,或庄子的神秘主义。耶稣说出对上帝最圆满的认识及爱心。他的教训是属于一个和已往的教训不同的等级。”他引用法国学者雷南的话说:“比耶稣更伟大的人将永不会产生。”他体味耶稣的教训,满有大光的威严:“那种在大马色路上炫花了圣保罗的眼的光,现今仍在世世代代中照耀,没有暗晦,而且永不会暗晦。这样,人的灵修借着耶稣基督而上接上帝的心灵,人的基本价值被证明,因为这个理由,人类将永远崇拜他。”这是作者对于宗教信仰的结论,也是他漫长的信仰旅行的终点。

林语堂的一场对话。在《信仰之旅》中,林语堂说他的著作“并非为那些没有时间谈及宗教,且永不会加入寻求队伍的人而写”,“也不是为那些完全满意于他所晓得,那些自觉已有可靠的拯救,那些永不会有任何怀疑的自满、自足的基督徒而写”。他是为了在航线中的旅客,希望注视船上的测程仪,也知道这艘船所在的正确经纬度的人而写。为此,在《信仰之旅》中,林语堂特别指出了儒、道、佛等哲学和宗教体系和基督教之间的相异与互通。其实,林先生是从语言、思维方式和宗教信仰等三个方面进行了一场东西文化会通的对话。从中,人们不难找寻一条明晰的“信仰回归”的路径。

首先,在语言沟通的层面上,作为语言学家和翻译家的林语堂是颇有心得的。他认为,在中国语言的字眼里面有某些东西,虽然看不见但却有力地改变人的思想方式。思想方式、概念、意象、每句话的音调,在英语与中国话之间是如此不同。说英语时,人们用英国的方式来思想;而用中国话来说话时,人不免用中国的方式来思想。“因为思想之流随着不同的意象、引述及联想,会自动地导入不同的途径。人并不是因为他想而说话,而是因为他说话、因为他有字句来玩弄而想,思想只是了解说话而已。当一个人说一种不同的言语的时候,概念的本身披上了不同的衣服及肤色,因为那些字句有不同的音色及不同的联想。因此,研究中文,我开始像一个中国人这样想;而像一个中国人这样想,我便差不多本能地了解及接受某些真理及意象,在中文和英文两种这样不同的语文中间跳是有点奇怪。我的英文嘲笑中文单音字是光滑、发光的圆石;而我的中文承认英文思想具有较大的明定性及准确性,但仍笑它是可疑抽象的杂碎。”因此,中国人对抽象的观念没有胃口。“中国的语言就好像女人的闲聊,每一桩事情不是爬,就是走,不是嫁出去,就是要回来。”

其次,在思维模式方面,对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均有研究和实验成果的林博士也不乏精辟之见。他认为,中国人的思想中甚少抽象概念,或者根本没有,他们从来没有离开生活的范围,没有沉溺于抽象推论过程太久的危险。这种思想的结果之一,是在中国哲学中没有理论的术语,没有专门传达思想的暗号,没有”群众”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分别。用一种普通人所能懂的语文来写关于哲学的文章,永不会是一件丢面子的事。中国的学者并不以知识”大众化”为耻。林语堂说:“有时我会问自己,中国曾产生过像康德、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吗?那答案显然是没有,而且中国不可能有。中国不讲究分析的能力、观念的及系统化逻辑的检测;对思想的途径及知识范围的差异也不具有客观的兴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令人注意的地方是他们推理型式是这般现代的,而中国的推理型式却完全不同。”林语堂举例说,孔子有一个学生子夏,他有一种收集事实报导的嗜好,且对《诗经》所提及的鸟类、虫类有兴趣,孔子对他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林语堂的结论是,中国人事实上耽溺于对全体的直觉的了解,诚如耶鲁大学教授诺斯拉普所言,是“无差别的美学的连续”。诺斯拉普教授的意思是,中国人喜欢在第一瞥中估量事物,而以这样来保留对它们全体的较佳的感觉。他们永远怀疑对不可分割的东西的分割,他们宁愿信赖直接的观感。

最后,林语堂坦诚地写道:“我伟大的旅行便这样开始。我的心像任何大学毕业生一样装备了近代思想的武器,必然会掠过那些思想的大陆。我四十岁生日时为自己写了一幅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学今古文章。'我必须用更精确的逻辑思想的框架,阐释中国人的良心及直觉的知识。且把西方思想的建议放在中国直觉的评判之下来测验。”因此,在《信仰之旅》中,作者描述他最终接受基督教作为对人类灵性问题的满意答复之前的沿途所见。当他转回基督教时,有些人曾表示惊讶,并且觉得难以相信他会放弃对现世及现实主义的接受,而去换取较为疑惑、且较为形而上的基督教“信仰”。但是他以为,“应详述中国方式的美和缺陷,指出在那里他们已达到他们的最高峰,他们对给人以完满答复不足的地方,从而将我的演进和转变作清楚的说明。我之回到基督教会,不如说是由于我的道德的一种直觉知识,由中国人最为擅长的`从深处发出的讯号'的感应。我也必须说明,其经过的程序不是简便而容易的,我并非轻易地改变我所常信的道理。”林语堂最后的结论是:“我曾在甜美、幽静的思想草原上漫游,看见过某些美丽的山谷;我曾住在孔子人道主义的堂室,曾爬登道山的高峰且看见它的崇伟;我曾瞥见过佛教的迷雾悬挂在可怕的空虚之上;而也只有在经过这些之后,我才降落在基督教信仰的瑞士少女峰,到达云上有阳光的世界。”

从林语堂的《信仰之旅》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知识人“信仰回归”的神学探索和内心感动。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知识人在与基督教接触与接受方面存在十分错综复杂的情况。如果把林语堂作为贯通中西文学、哲学、科学与宗教体系的跨学科“通人”,是一“特殊个案”;那么,在当时著名的华人知识分子和文化学者中,如文学家苏雪林、诗人和哲学家赵紫寰、外交家吴经熊、陆徵祥、法学专家薛光前等人,他们先后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基督教)“信仰回归”过程,这一文化现象又当如何解释?已有学者认为,这一独特的现象足以构成当今学界“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伦理观念决定的。文化要由伦理观念作为后盾,反之,伦理也会打上文化的烙印。一个中国人在基本伦理态度、举止行为和做人准则(包括怎样对待他人、自然与神)等方面如果没有接受许多儒家、道家和佛教传统的影响,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儒学和佛教一样,与其说是教条式的信仰毋宁说是伦理道德。这不仅使接受儒家传统更加简便易行,而且这样的伦理本身便是与对神和超物质因素的不同认识相联系的。正如宗教和文化不可分割,同样,文化和伦理也有斩不断的联系。在《信仰之旅》中,我们和林语堂一同讨论了中国的三种宗教,即“道德”和“礼教”的儒学,“多神”和“炼丹”的道教,“虔诚”和“神秘”的佛教,最后,他也为我们描述了他对基督教—这一外来宗教的接受情形。我们不妨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在中国文化和宗教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分性。首先,儒家与道家来自同一精神渊源,有不少相似的信念、礼仪和价值观念,也可以说二者是同一中国宗教传统的不同体现。佛教虽然对民间宗教影响深远,但它毕竟源自外国。因此,汉人统治时儒道受优待,外族当政时,佛教受礼遇。当然,三教互相补足,各自针对人生中的不同问题。同时,各教在中国文化整体内互相配合,分别承担其独特的社会使命。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他不必属于任何信仰调和的宗教团体,也可以同时信奉三教的教义。三教并存以及同时参与三教的可能性,是中国文化的多元化特性,为中东文化和欧洲文化所不见。

二、在此基础之上,中国的人本主义是对宗教开放的人本主义。它诞生于两千年前,一直延续至今。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和闪米特传统,也称亚伯拉罕传统(包括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印度传统又称南亚传统(包括印度教和南方佛教)并驾齐驱。由此,我们不能不重新理解宗教的意义。“宗教”不仅仅是信仰上帝和神,也是而且特别是一种自我超越的努力,并同时对天、太极、真我和西方净土敞开心灵。因为中国的人本主义敦促其信徒不仅要在人际关系中超越自我,更要指向另一个实体—最高的现实(儒)、最深的现实(道)、和最终的现实(佛)。因此,也有西方学者从全球的角度出发,将中国的人文主义称为“第三种宗教体系”,是“人的宗教精神表达的另一种方式”。

三、应当从文化入手,经伦理问题的探究而最终转入解决真正的宗教信仰问题。当今世界,对价值理念漠不关心,无可挽回地丧失进取心,以及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深渊,正威胁着东方和西方的人民。纯粹的理性主义伦理,如欧洲一直追寻的那种伦理对上述问题已经无能为力。宗教,即使是儒学和佛教,也要比单纯的伦理内涵更丰富。因为每一种宗教真理都触及人的深层,乃至最终要求人做出抉择。如果宗教的基石一旦跨塌或者变得可有可无,这对于维系整个社会存在的教育和基本伦理价值将会有难以预料的后果。

从《信仰之旅》中我们发现,开展宗教间的对话说明虽然各宗教有分歧和差异,但他们还有更重要的相似和融合的因素,通过互相补充可以实现宗教的充实和丰富。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对话,能够让人们更深刻的理解世界、人类和自然,理解绝对真实、最终存在和神,最终也会导致对自省等习惯做法的更加透彻的认识。另一方面,人们很快会意识到,尽管有诸多相同和融会之处,但是从本质上看,做基督徒和做佛教徒并不完全一样:你不能既追随耶稣又踏上成佛之道。同样,虔诚的儒学信徒或道教徒也不会承认基督教是个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真理,从而允许它与自己分享一席之地。当然,将来或许可以取得宗教和解并加深对各宗教的理解,但是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之间不仅是两种不同的范式而且还是两个不同的宗教。尽管文化和伦理的双重身份并非不可能,并且其可能性应当得到加强,但是双重教籍的可能性从信仰最严格和最深挚的可能性上看则应当被排除在外。因为,从一个宗教转向另一个宗教,不仅是范式的转换更是宗教的转换。从根本上来说,基督教信仰所需要的前提是一种有一定哲学水平的,尊重形而上的精神和宗教价值的思想环境。在20世纪上半叶那种相当严峻的文化环境中,林语堂等一批中国知识人能够发现基督教世界观所具有的超越国界和超越时代的一面,不能不说是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

   评：一场对话东西方，语言思维到信仰。

       两度转变耐寻味，研究对比悟大光。

   三种跨越成“通人”， 双语作家行逆向。

   跨越学科多发明，灵修境界跨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