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破万卷·《北中国》（2498）

《北中国》，现代短篇小说。萧红著。写于1941年3月,发表在香港《星岛日报》副刊上。作者事迹参见《读书破万卷·<呼兰河传>（2489）》。

《北中国》是萧红在生命的后期怀着对故乡的思念创作的小说，显示了她对生命的全新思考,与她早期的小说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内涵。

《北中国》的第一节里写了拉大锯的人、百年老树、“小圆凳似的”树墩、跌破的喜鹊窝,这一段的景色描写看似漫不经心,其实作者是有用意的。开篇就说“一清早起来就落着清雪。”故事在寒冷凄清的冬天展开了。她充满深情地描绘活了百年的大树被锯掉了,喜鹊们“为着冬天来居住的”窝被毁掉了,“鸟毛还很温暖的样子”。作者用她儿童般稚气的语言营造了冬日寂静的早晨的荒凉,尽管锯子的声音“好象唱着歌似的”,但是这种以动衬静的笔法让这个树林显得更荒凉。在第二节里萧红说被伐了树的夹道“非常荒凉”。

萧红善于在小说中营造情感氛围,在《北中国》里,故事还未开始她就给文章定下了基调:荒凉。《北中国》的故事以耿老爷和夫人苦等他离家抗日的儿子归来为事件,讲述了耿大先生骨肉分离的悲剧。萧红的小说常常没有完整的故事,她用富于意味的情景结构全篇,比如《生死场》、《呼兰河传》和《后花园》等。而在《北中国》里她却不枝不蔓地塑造了耿先生这个人物形象并用充满同情的笔刻划了他悲剧的一生。耿先生是受过教育的新式人物,他不迷信、并且崇拜过孙中山。就是这样的人,后来却走上了一条没落之路。他不理解儿子的抗日行为(这里姑且认为耿振华去抗日了),在“满洲国”里“只求足衣足食,不求别的。”他一心盼望着儿子能回来。萧红对这个人物有批判,但是更多的是同情。她把耿大先生因思念儿子而受的痛苦刻画的极其精细,使我们忘却了他身上的腐朽的一面,而去注意他感人至深的父爱的温暖一面。他为了等杳无音信的儿子回来,夜里不睡觉,“坐了三年,竟把头发坐白了。”后来他疯了,每天三五封的给儿子写信,总是写着“大中华民国抗日英雄耿振华吾儿收”的封皮,连内容都没有。从文中萧红不厌其烦地描写可以看出,萧红对父亲思念儿子这一感人至深的人伦亲情是持肯定态度的。萧红的一生都没有享受到父母之爱,她恨他的父亲,说他“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她一生都是向`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但是直到她生命的后期她还是没能找到人生的“爱”和“温暖”。在战争中的香港,她更感寂寞。她在一封写给华岗的信中说“在外久居,未免的就要思念家园。”这时候的萧红对父亲的仇恨相应的也减轻了,她不再象在《王阿嫂的死》里一样简单地把地主刻画成灭绝人性的人。同样创作于她生命后期的《小城三月》也把父亲这一角色“罩上了一层相当富有人情味的光彩”,“她已往认为可憎的人物,也变得有点可爱了。”耿大先生对儿子的思念在文中表现得也是很有人情味的。妻子怕被日本人看到写有“抗日英雄”字样的信招惹祸端,就把他幽禁起来。先是把他放在“前边罩着窗帘,后边上着风窗”的最后一间房子的后间里;后来又把他放在“花园的角上那凉亭子里去了。”萧红不惜笔墨地描写耿先生居住的环境:要么是“昏黄的”或者“发灰色的”屋子,俨然一个没有光的所在;要么是人迹罕至的满园白雪的“荒凉”的园子。萧红充满同情的描写一个因思念儿子而发疯而不得不远离人类的父亲的寂寞和悲哀。她并不是在用“父—子”二元对立模式把耿先生描绘成一个不理解儿子抗日行为的阻碍历史发展的人物形象的。萧红在文章的结尾无限悲凉地写到:

“外边凉亭四角的铃子还在咯棱咯棱的响着。因为今天起了一点小风,说不定一会工夫还要下清雪的。”

这种看似闲笔的句子背后却蕴涵了深厚的情感空间。生命的逝去在萧红看来都是值得悲哀的。物是人非的悲凉感笼罩在她的心头。

四十年代左翼文坛主流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描写社会,以配合民族抗战。在1937—1941年这段时间“文学是以自觉的姿态,和民族一起承担战争的灾难,呼唤民众,进行神圣的民族自卫和解放的战争,鼓励民族和人民救亡图存的斗志。”但是萧红并没有用自己的作品回应这一时代呼唤,一方面是她不善于表现抗日题材,这可从她的作为“奴隶丛书”之一的《生死场》中对于起而反抗的人物塑造的概念化看出来;另一方面,萧红的艺术气质擅长表达底层人民的生命哲学,并以她独特的体验方式传达出来。她常常有意忽略作品故事的内在时间,而把她的人物放在更深广的历史时空中,这种时空观体现了萧红的天才。《北中国》中的时间也不明确,就是某个冬天里的几个月时间,作者用插叙讲述了耿大先生的悲剧。故事中的人物都用身份来代替自己的名字,从这一点也可看出萧红并不是在讲述某一个人的故事,她是在说一类经历相似的人的故事。

萧红无意于在这篇小说中讲述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她甚至都没有写到仆人对主人的仇恨。老管事的为主人的“家败人亡”“默默的心中起着悲哀”;他听到大少爷战死的消息后去庙上烧香去了,“回来把胡子都哭湿了”。他替“规矩礼法,温文尔雅”的主人悲伤。萧红是站在“人之为人”的立场上去塑造她的人物的。她把目光放在一个有着悲剧命运的地主身上,体味他们与时代脱节的人生悲凉,同情他们落后于时代却又不得不忍受被时代抛弃的可悲命运。

耿太太同样是一个有人情味的悲剧角色。她是一个受男权文化压抑的、失去了信仰自由的女性。她即使烧香也还要瞒着丈夫,一旦丈夫知道了她的迷信活动,就会“从他夫人骂起,一直骂到那烧火洗碗的小打。”可见她这个时候是和下人一样难逃丈夫的“惩罚”的。萧红的一生是反抗男权文化的一生,她以逃出父亲的包办婚姻为始,以逃出萧军的大男子主义的保护而终,仍旧没有逃出这种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因此她作品中的女性多是男人的附庸,在男人的压迫下过着没有自己思想的生活。萧红没有把这个地主婆写成一个压迫仆人的坏人,她一方面写这个女人在丈夫面前失去自我的可悲,另一方面也发掘她身上母性的温暖。萧红在第二节末尾、第三节全文重点描写耿太太的行文叙述中把“耿太太”的称呼换用“母亲”,这无意或者有意的人称变化也显出萧红是在把耿太太作为一个母亲来塑造的。母亲失去孩子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耿太太因了自己的悲苦而体会到别人的悲苦:她看到讨饭的就起了同情心,这种人性的闪现是《北中国》里一点温暖的亮色。

耿振华在文中始终没有出现,可见作者用意并不在塑造抗战英雄形象。萧红在文中并没有明白指出他是否真的是牺牲在了抗战前线。“儿子到底当了小工,还是当了兵,这些都是传闻,究竟没有证实过。”萧红就是用这种含糊不清的交代叙说一个传闻(“这消息是本街上儿子的从前的一个同学那里传出来的。”给这个家庭里的人们带来的影响。耿振华的故事只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一个事件,在这篇文章中萧红无意开拓一个觉醒了的少爷的社会内涵。但是他因接受了拯救社会的新思想,而这种思想又无法见融于父母,于是逃出了父母的家庭。这个故事和萧红本人的故事是相似的,萧红理解有家而不能回的人的悲哀。耿振华的悲剧寄托了作者对和自己相似的觉醒了的人失去故乡的同情。

有学者曾经指出“20世纪文学渗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并进而指出这种焦灼的核心部分是“一种深刻的`现代悲剧感'”。他们又把20世纪中国文学的美感特征的核心是“悲凉”。]萧红的《北中国》也体现了这种美感特征。故事的人物都有着深刻的悲凉人生:夫妻不相知、父(母)子隔膜。他们都是个别的小人物,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却又有着普通人共同的悲剧。鲁迅先生曾说:“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语言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萧红在她的生命后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创作出的这类人物形象,以其意义的深刻性使作品获得了不朽的生命力。但是历来有研究者却误读了这一文本,把它解读为“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小说”。这显然是有偏颇之处的。

赵园曾经从荒原这一角度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是很有见地的。但是这种荒原意识只存在于一些善于对人生作哲学思考的作者的文本中。

萧红在现代作家中是很具有哲学气质的一个,但是她的哲学不是枯燥的理论阐述,而是寄予在形象的人物身上的。《北中国》的意境营造就给人一种“荒原”般的悲凉之感。故事开始时的景物描写;文中关于旷野上的人影的描绘;耿先生屋子周围的环境描写以及耿先生被炭烟熏死之后的天气描写都使人感到非常的悲凉。生命的被漠视在这种荒原般的舞台上显得更加的悲哀。“`荒凉'是所追求的意境,文体并无相应的荒原化。”萧红的其他小说也呈现出了这种美感特征,如《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在极其平常琐细的日常生活中写乡村人对生命的麻木,充满了一种人性荒芜之感。《北中国》和《呼兰河传》的创作时间仅三月之隔,此后作者又创作了另一部同样具有荒凉感的小说《小城三月》。作者在寂寞的心境下回首自己坎坷的生活道路,心境难免悲凉,这些作品正是她当时心态的反映。

萧红在创作上是很有灵性的,但是她没有沿用“五四”以来兴起的启蒙话语叙述方式,而是贴着她的人物走。她并没有把自己置于旁观者的立场而是饱含深情地和她的人物一同体验生死离别、悲欢离合。她曾经谈到她的小说观:“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萧红不以既定规范为限制,以她探索创造新的小说形式的努力,给中国文学留下了精美独特的作品。《北中国》当是她这些精美作品的代表之一。人们习惯把她看做左翼作家,但是她的作品并非都是按照左翼文学的标准来创造的,也许正是她的超出左翼标准的地方使她的作品经住了时间的淘洗,至今还散发着灿烂的光芒,而不至于像很多肤浅的左翼文学一样淹没在了历史的隧洞里。这是萧红的天才之处,也是她的丰富之处。《北中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丰富的小说家萧红。

评：思念故乡《北中国》，思想内容更深刻。

    开创小说新形式，作品精美又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