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第二千一百九十五部·《劫后拾遗》

《劫后拾遗》，小说集。茅盾著。桂林学艺出版社1942年9月初版。作者事迹参见《读书志第二千一百八十一部·<子夜>》。

茅盾在《<劫后拾遗>新版后记》中指出：“原来打算写香港战争，用小说体裁。”这里的“小说”是指传统小说，所以茅盾原来是想把《劫后拾遗》写成传统小说的，但“有心栽花花不发”，它并不是传统小说，而是一篇出色的具有“反小说”意味的纪实小说。这倒又成了“无意插柳柳成荫”。小说写的是香港战争。香港战争于l941年l2月8日爆发，l2月26 日结束，历时19天。日军占领香港后，在党的安排和江东游击队的掩护下，茅盾夫妇于1942年1月上旬离开香港，爬山涉水，历经两个月的路途艰辛，于3月9日到达桂林。4月茅盾写成《劫后拾遗》，同年9月由桂林学艺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见，纪实小说《劫后拾遗》是很有时效性的。小说出版时，香港战争的确是“还没有在报告文学中失去价值”。对予该小说的特征，茅盾曾说过：“虽非真人真事，然而也近于纪实。”虽然算不上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但它提供了一些比传统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没有丰满的人物形象，一系列人物是“扁平”的。其重心不在于精心塑造人物形象，而是叙写人物心态，并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写出香港战争及其前后的特殊的环境。

《劫后拾遗》是一篇不足七万字的中篇，但人物众多。小说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五类，有寄生阶层阿张、老扳娘、老魏、王胖子、导游娘，小职员何先生、李先生及其家属，工人小黄、陈强、“扭纹柴"，下层市民老赵、小赵父子，知识分子罗先生、周小姐、钱祖芬。这些人物形象虽然不是丰满的典型，借用英国小说理论家弗斯特的话来说，这些形象不是“圆形”的，而只是“扁平”的，茅盾还是赋予他们生动的个性，如投机取巧的阿张、心地善良的老板娘、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老魏，自作聪明的李太太、深明大义的陈强、骑墙的穷酸的罗先生、冒冒失失的周小姐、卑琐糊涂的何先生。在刻划人物性格方面，茅盾是以擅长多方描摹著称的，但在《劫后拾遗》中，茅盾显示了另一方面的才能，即勾勒法。如果说，茅盾在塑造吴荪甫、林老板、老通宝时，用的是油画的笔法，那么，《劫后拾遗》用的是速写法。茅盾往往用寥寥数语就生动地勾勒出了人物某一方面的特征。如下一段描写：

“我来给你们介绍罢一”钱小姐慢吞吞地说。

可是周小姐立即答道。“我们是见过的，那一次，老李在‘金龙’请客，—就是阿清喝得烂醉了的一次，我们是同过席的，日子过得真快，也就个把月罢?”

“哦，”青年绅士笑了笑，“也许是女士记错了罢，我才来这里不久……”

“啊，啊，”周小姐也笑了笑。“我记起来了，‘金龙’那次会到的，该是令兄。说明了，果然他见得老一点。”

青年绅士微笑，还没有开口，阿芬却代答道，“汤先生并无兄弟在这里，……”没有说完，周小姐便愕然叫道，“这可怪了！天下有这样面貌相像的。”随即又笑了笑，“汤先生，请您别笑话，我这人，就犯了这么一点冒失。”

言谈之中，周小姐的冒失跃然纸上。

香港各色人等的心态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战前，香港巳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但各色人等，心态各异。阿张他们觉得无聊，何先生他们生活维艰，老赵、小赵感到“灯火管制”有诸多不便，小黄、陈强等工人热心于捐款，以冀乘圣诞节之际向英苏将士表示慰问，老魏、王胖子成了“神经战”的牺牲品，但又无可奈何，周小姐等人关心香港战争会不会爆发，但又前途未卜。突如其来的香港战争把人们抛出了正常的生活轨道，“逃难”成了人们的唯一选择，不过不同的人不仅有不同的逃难方法，而且心态迥异。何先生浑浑噩噩，罗先生穷酸胆小，阿张逢场作戏，老魏和王胖子苦中作乐，老赵和小赵忙于赚钱糊口，小黄和陈强报国无门，牢骚满腹。香港战争象是一场恶梦，恶梦醒来，人们都得清醒地面对可怕的现实。当何先生走出防空洞，意识到“香港巳经丢了”时，先是吃惊，继而又被生存问题所苦恼。其实，小说中的所有人都因这一问题而苦恼。罗先生、周小姐、阿清他们想离开香港，但是没钱，梦想的奇迹又没出现。阿张正在设法做稳“亡国奴”，“导游娘”为她们将会陷入可怕的境地而忧虑。如果说这些人都是要做奴隶而不得的话，那么，工人小黄、陈强却是另一种心态。他们愤恨之余，想到的是投奔江东游击队，走上抗日第一线。

在传统小说中，人物是第一位的，环境是第二位的；但是在纪实小说中，人物与环境并没有主次之分，往往是并举的。纪实小说《劫后拾遗》的环境与人物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劫后拾遗》的环境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战争。战前是战争的酝酿时期，日方是一方面假装出一付亲善的姿态来，另一方面是加紧部署香港战争，如把香港的日本人撤回去，把日本的“第五纵队”渗透进香港，制造紧张局势；英方也调兵遣将，让加拿大兵和印度兵进住香港，囤积粮食武器，进行防空演习，还搞所谓的“神经战”，摆出一付迎战的姿态来。1941年12月8日日军悍然发动香港战争，英方仓促应战。日军攻势凶猛，英方没有坚守香港的意思，更没有发动全民抗日，所以日军节节胜利，英方一败再败。l2月26日，日军占领香港，历时l9天的香港战争就此结束。日军把香港变为废墟，香港缺水少柴乏粮，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二是香港的地方色彩。香港毕竟是英属殖民地，所以把香港战争和上海战争比较一下的话，香港居民的殖民地心态就十分明显了。上海战争时，人心激奋，人们为了不做亡国奴而自发地起来抗日，大力支援前线。但是，香港毕竟是英属殖民地，与日本交战的不是子弟兵，而是加拿大兵和印度兵，加上香港当局并没有动员市民奋起抗日。因此，香港并没有出现全民抗战的局面，其实，香港战争以前，香港市民就是英国的奴隶，没有主人翁气概。阿张和“老板娘”的妹妹去做防护队员、后备警察什么的只是逢场作戏而已。其他诸如点明温暖的气候、方言俚语的引用、建筑设施等等的描写，更使小说富于了浓郁的地方色彩。至于“导游娘”、“咸水妹”、“后备警察”、“防护队员”、日军的“第五纵队”等，更是那个特定时期特殊地域的产物。三是写出了战争时期的特殊氛围。战前香港巳是满城风雨了，英方的“神经战”和日方“第五纵队”的猖獗，搞得香港人心惶惶，连正常人也差点会给逼出神经病了。战争激烈时期，逃难者草木皆兵，竟然会把雀鸣声误听成机关枪声。当人们清醒地意识到“香港已经丢了”时，灾难正全面地向幸存者逼进。人们开始把求生的希望寄托于投机与冒险，于是，赌博在满目疮痍的香港盛行。

《劫后拾遗》的心理描写很简洁。很多概述几乎是作者直接在向读者报告事态的发展变化，有很大的纪实性。为了增强真实感，茅盾尽量以冷隽、客观的笔调来叙述。因此，与茅盾的其他小说相比，《劫后拾遗》行文要简洁得多。它采用的是复调结构。小说中的五种人在香港战争及其前后的经历构成了五条发展线索，这五条线索各自发展，只是偶尔发生交叉现象。这种多线发展的小说，在茅盾小说中也不是首次出现。其实，《追求》就是采用复调结构的。小说同时展开了王仲昭、张曼青、章秋柳三种不同的追求。与《追求》相比，《劫后拾遗》的入物更多，结构也更为复杂。

如果把《劫后拾遗》分为五个短篇来写，那么，这五个短篇只是分别表现了香港战争中的几个插曲。但是，把这五组人物揉合在一块儿写，《劫后拾遗》尽管写的是一些“花花絮絮”，但反映的是香港战争的全貌。《劫后拾遗》成了一篇富于史诗性的小说。复调结构中的几条线索似乎是没有联系的，但仔细分析起来，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其内在联系有两种：一种是相似关系，另一种是对比关系。前者是“物以类聚”，进而三人成众，三虎为彪，由量的积聚而达到质的飞跃。《追求》就是通过对三个具体的故事的叙写进而达到显示人生哲理的境地的。后者是有比较才能有鉴别，通过对照，使人、事、物、景的特质显得更加鲜明。《劫后拾遗》中五条线索包括了这两种关系。工人陈强、小黄这条线索与其他四条线索的关系是对比关系，而其他四条线索的关系是相似关系。如《劫后拾遗》最后一章写香港战争结束后，老赵和何太太设法找水、抢水，阿清拿钱去买柴，却走进赌场去“发财”，阿张开办了“一所教授东洋话的什么夜校”，老魏和王胖了预言阿张的投机并没有前途，“导游娘’为自己将要陷入的可怕境地而不寒而栗……种种叙写，显示了日军入侵香港给香港市民带来的灾难之深重。这些“花花絮絮”揉合在一起，能给读者一种总体印象。小说还写到了工人小黄和陈强。与其他人的或逆来顺受或投机冒险不同，他们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投奔江东游击队，走上抗日第一线，献身于解放事业。小黄和陈强犹如黑夜中的启明星，既反衬出周围的沉沉黑暗，又预示了火红的黎明。以奋起反抗、走向抗日的工人小黄和陈强来反衬其他人，更是显示了这些人的灰色。

评：《劫后拾遗》纪实性，香港战争事分明。

       人物众多为五类，殖民统治特色浓。

      心理描写很简洁，详写心态与环境。

      小黄陈强去抗日，犹如黑夜启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