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管理思想进行归纳、提炼、综合的结果。尽管今天的概括难免有局限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助已有资料发现其带有共性的和突出的特征。

第一，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管理者必须以人为本，“爱人贵民”，认为管理的成败在于用人。

第二，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强调组织与分工是管理的基础，建立层次分明的组织体系，家庭是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儒家和法家的富国富民之学都是把一家一户作为一个单位，以男耕女织的个体农业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 “齐家”是管理的主要方面。

第三，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重农限商的思想一直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倡导以农富国，《管子》认为农业是富国富民的本事、本业，韩非提出：“富国以农”。“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荀子主张，“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 商鞅主张以农固国，认为：“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兵力不足也。”只有通过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国家才能安稳。

第四，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中国古代充满着浓重的讲情讲义的管理思想，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 “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以德服人”等 。

第五，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重视谋划，主张以谋取胜为上策，适应环境变化，善于权变，不拘泥于既定的清规戒律。

第六，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中庸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重要地位，把中庸作为道德标准、决策准则庸。

第七，把求同视为管理的重要价值。重求同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重要特征。中国地大物博、自给自足的地理及经济生活特点使得中国的管理活动获得了一个天然的“隔离机制”，管理体制和思维方式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没有发生过大的文化“断层”、交融与更替现象，长期以来一直稳定地延续下来，使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中凸显出求同性。孔子毕生致力于“克己复礼”；董仲舒甚至把封建统治制度—“道”与“天”联系起来，提出“道之原大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国家的统一始终成为当政者的追求，这种思想被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有代表性的管理实践活动

1．商鞅变法中的管理措施。战国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是商鞅（约前390—338，战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在秦国进行的一场政治经济改革。商鞅变法，⑴在法律上承认井田制的崩溃和土地私有的合法化，促进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形成，解放了生产力；⑵按军功授爵，取消旧贵族世袭的政治特权；⑶废除分封制，建立县制，实行中央集权；⑷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禁止弃农从商，鼓励开荒，任其所耕，不限多少，以增加封建国家收人，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对从事工商或闲懒贫困之人收入官府为奴；⑸统一秦国度量衡，统一赋税。变法加强了中央管理，使秦国的奴隶制废除了，封建经济得到了发展，军队的战斗力不断加强 ,逐渐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秦统一六国创造了条件，是通过变法提高国家管理水平的一个范例。

2．文景之治。西汉文、景二帝时期，出现政治安定，国家繁荣的局面，史称文景之治。文帝名刘恒（前202—157），为刘邦之子。景帝名刘启（前188—141），为文帝之子。文景两帝在位期间推行汉高祖刘邦制定的休养生息政策。汉文帝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减轻人民的负担，把原来的十五税一减成三十而税一。景帝时继续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把三十税一正式定为制度。人头税、徭役都有所减轻。同时奖励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在刑罚方面，文帝作了两点改变：1．废除连坐法，对犯人全家不再一同问罪，对犯人妻、子不再罚作奴婢．2．废除肉刑。景帝时又减轻了刑罚。此即所谓“刑罚大省”。文景政策的实施，体现了以民为本、繁荣经济的管理思想，合乎封建经济发展的方向，对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稳定封建统治秩序起到一定的作用，国家逐渐走向富强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