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以来，最可怜的是中国的新文化父母——接受了个人本位的父母们，内心深处仍是群体本位(参见第1-2节图二和图三)，处于日复一日的矛盾冲突之中。

个人本位大到了一定的程度，丈夫与妻子很容易变成敌人，可是仍然把儿女看成是最亲的人，正如俗语所说：“老婆是别人的好，儿女是自己的好。”个人本位还使男男女女只认钱，可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坏了就有钱”。结果男人防着女人，女人防着男人，防来防去成了习惯，对儿女的教育也采用防范的方法，生怕儿女变坏，却不知道如何引导儿女向善。

自己不能以身作则，即使知道如何引导儿女，儿女也不会听从，仍然只能防范。儿女成长到青春期前后，本来逆反心理就很大，一天到晚被父母盯着，观着，跟着，说着，没有不厌恶的，所以矛盾不断，冲突不断。最简单的逃避方式，就是当父母盯不住，观不住，跟不住的时候自行其是，受到追问就撒谎。

中国的传统父母和欧美的父母都不像中国的新文化父母。

中国的传统父母大多采用儒家的方法教育儿女，家长以身作则，家庭氛围和谐却不失礼，严格但很人道。孔府作为延续最久的天下第一家，以及颜家曾家孟家等等，验证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受教育，作人第一，孝悌善良，言谈话语，诚实第一，谨而信；没有必要防范儿女，更不会逼得儿女们把撒谎变成习惯。

欧美的父母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方法和儒家有许多相同之处，只是把儒教换成基督教，把孝悌善良换成原罪加祈祷。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接受了个人本位的欧美父母也和中国的新文化父母不同，欧美父母干脆不再把青春期前后的儿女看成是自己最亲的人，儿女好坏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也就用不着对儿女百般设防。有许多青年与父母分居，父母们眼不见心不烦，根本不可能设防，连一闪念的心思都没有。既然父母们自己是海盗，当然要允许儿女当海盗，不然就不是海盗。

所以，现代以来，最可怜的是中国的新文化父母。其中又以大陆的文化最新，大陆的新文化父母最可怜。直到21世纪之初，还有人把儒学看作是“阶级的文化而不是民族的文化，它(儒学)以相君牧民为旨归而并不表达下层人民的诉求与情怀。……儒教并没有古代基督教那种源于民间、诉说民怨的人民性。”[1]其实古代基督教也是牧民，神父的助手就叫牧师，圣经上并不讳言百姓应是上帝的羔羊。在人间，教皇代掌牧鞭。君子学海盗之后，同样的历史过程到了中国，就被新文化说成了坏事。

有些坐在书斋里的学者大谈什么下层人民的诉求与情怀，却不关心处于最下层的中国农民。把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放到一边大谈民怨，这如果不是矫情，就是自作多情，浪费感情。

农民需要安居乐业，需要自己的组织(如宗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需要制度保障(如土地制度和科举制度)来使农民的地位不低于工人和商人，需要为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提供合法性的文化：儒家文化。自宋以下九百余年，儒家志士主要来自优秀的农家子弟。所谓相君，也可以说成约束君，效果是一样的：维护农民利益，保障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长治久安。

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们相当单纯，很需要树立美好的理想。

如果没有理想，或者理想不够美好，他们的成长就缺少营养。不能维护多数人利益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是美好的。在中国，不能提高农民地位的任何理想都不是美好的。如果不能维护农民的利益，不能提高农民的地位，不但制度不可持续，也不可能教育好子女。

尊儒重教，回归中国的教育思想；以身作则，回归和谐的家庭生活！

就连美国人也开始回头了：“美国最大的缺点是人与人的关系、家庭的关系不稳定。我有五个兄弟姐妹，除了我妹妹没有结婚，他们其他人都离婚了。他们的孩子都有父亲没母亲，或者有母亲没父亲。中国哲学最中心的观点是‘礼’，这个非常重要，这是人与动物的差异。人和动物都吃东西，但‘feeding’(喂养)和‘dinning’(用餐)是两个层次的。我们人类有诗、有文化、有音乐，动物有叫声，但音乐与叫声不一样，这其中就有有无‘礼’的差别。‘礼’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最高体现，他要求你要知道你是谁的先生，是谁的父亲，是谁的老师。/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不强调这种关系，可是洛山矶的年轻人结成的地下团伙中却常常划分地位和身份，建立一种类似家庭的关系。

他们自己得不到稳定的家庭，就在外面来构建家庭关系。这说明家庭是人的一种内在需要。/文明究竟是什么，是‘厕所’的出现？或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更加和谐？这要看你的判断标准。如果从科技发展的角度，那么西方是在前面；但如果谈文明，谈过好日子，谈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并不在前面。”[2]现代教育的全部研究成果都没有超出孔子的结论，也没有任何现代教育家取得过超出孔子的教育成果。最明确的实践检验是：以孔子为“宗”的这一“族”，是全世界最可持续的宗族。立族于西历“世纪”之前551年或更早，到了二十世纪之末，在世人口达到400万，相互沟通，谱系完整，人才辈出[3]。除了孔子的后代之外，颜回曾子孟子等人的后代也有谱可查地延续下来，人才济济。

中国有句成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意思是说：树木长十年，就能成材，人要培养一百年，才能成才。只靠一代人的努力，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一定要两三代人不断努力，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人和动物不同，虽然一个普通人不能活一百年，即使活了一百年，也不能当成人才来用，但是，人的教养与能力却有可能一代一代地积累起来。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把孩子培养为社会的栋梁。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友爱弟妹，就成了文明的人：用准确的语言相互沟通，用实际行为取得别人信赖；这样就能推广到治理国家：在大千世界中友爱更多的人，在人生历程中超越小我，以志士仁人为榜样。良好的日常行为变成了习惯，就能够联系实际，从文献中学习治国安邦的知识。”

原文是：“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氵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0106》)其中的“子”是动词，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1211》)的第二个“子”的用法相同。

用现代术语来说：科学的家庭教育要参照母语民族精神财富生发成型的历程，要汲取母语文化的精华(参见图十七横坐标)，而且要落实到行为之中(参见图十七纵坐标)——既是文明民族，教育的目标一定是文明的最高榜样：社会栋梁。如果教育目标下降，就不可能重演民族精神的全历程，顶多只能重演半个历程，甚至只重演部落时代的历程，如化物为奴时期，或早期文明历程，如文字学习时期。

现代有些教育学家把培养创新精神当成第一要务，其实也是想把孩子培养为社会栋梁，只不过在他们看来，社会栋梁的主要特征是创新精神：推出新产品，新花样，到市场上捞一把。这类教育学不主张以志士仁人为榜样：既然是创新，就不能以旧人为榜样。其实在文明社会中，总是要先学旧人，才能创新：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前，根本不会有创新。就连先锋派的艺术家们，也不敢把一个毫无本门传统的新人当成大师。

孝敬父母是汉语民族精神财富生发成型的文明源头，它是更早期时间纽带的延续(见图十七横坐标2、9、13，纵坐标2、7)；这与希伯来语民族(文明源于上帝)及印度语民族(文明源于梵)不同(参见第8-2节)。友爱兄弟姐妹是父母纽带的延伸。

孔子把孝悌放在教育之首，用现代术语来说：受教育，作人第一。从孝悌推广为五伦，事业从五化做起(参见第8-4节)，用现代术语来说：社会人(见第4-5节表二)的起点是二人(仁)，不是一人。以一人为起点，是仿照物理学中的质点假设，只是简单现象，不是复杂现象(参见第4-4节图十)；所谓看不见的手，就是为了体现复杂而进行的补充假设(参见第1-2节图二和图三)。中国无须这个假设，因为从一开始就承认复杂：一个人不能组成社会。只考虑一人，再真诚也不是仁，必须考虑对方，才是仁，是真诚待人。以二人为起点的群体本位可以简称为仁群本位，作人的起点是孝悌修身。推而广之，不能只顾小家(齐家)，还要顾及大家(治国)，不只有国，还有天下(平天下)，不只有人类社会，还有生态环境(天人合一，履行中庸之道)。

图十七横座标数码内涵：1.口声语言；2。图腾崇拜；3。社群公则；4。竞技娱乐；5。占卜选择；6。数字文字及语言升华；7.价值评估；8。同类比较；9.感情强化；10。异类求同；11.类比思辨或过程思辨；12.超越经验；13.开发内心；14。揭示思表；15。实验分析；16.积累欲望；17.抗争自胀；18.礼仪/法律约束；19。证据整合；20.安乐欲望；21.协调自重；22.人心约束；23。中庸权衡。

图十七纵座标数码内涵：1。采猎游耕；2。氏族组织；3。定耕农业；4.扩展与交换；5。食物储藏；6.化生物为奴；7。领主仆臣组织；8。化同类为奴；9。以战养国；10。军事组织；11.科举文官组织；12。化能量为奴或工业化；13。选举代议组织；14.化信息为奴；15.兼容可调组织。

二人之间必须用准确的语言相互沟通，不但不说谎，要诚实，还不能说空话和大话，不能说自相矛盾的话。这是人与动物的区别(见图十七横坐标1)，这一点与希伯来语和印度语民族相似。但是由于环境条件不同，准确对应的名词和动词有所不同。

如西方的法律术语比较准确，中国的亲属称谓比较准确。孔子把“谨”放在“孝悌”的后面，指的不是人类口声语言的早期阶段，而是不同民族在各自环境中形成相对成熟的语言文字阶段(见横坐标6)：“谨”的两半读出来是“堇言”(古汉语从右向左读)，“堇”是细密的黄粘土，形容语言准确，实实在在，不但不讲假话，不讲空话，也不能讲大话，不能有漏洞，更不能自相矛盾；这样才是谨慎，慎重。说话慎重是取信于人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要加上言行一致才是充分条件(见译文)。

“泛(氵凡)”的意思是“广”，从宗族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即“爱众”(参见图十七纵坐标2、7，横坐标8、10、13)。从时间上来看，把童年少年时“弟”的行为推广到青年之后的“子”的行为，即亲(动词)仁(名词)：以志士仁人为榜样。

成功的教育不但要在小范围内重演文明的行为，还要在大范围内重演文明的行为：日常行为变成了习惯，有助于从文献中学习知识。在孔子时代，文献主要是指治国安邦的知识。良好的日常行为(品行)有助于“学”，这一点在孔子时代就被认识到了。尽管直到现代，人类还没有清楚地认识相关的细节，但是不重演母语民族的精神财富生发成型历程，孩子的教养就会有缺憾。反过来说，正因为人类没有清楚地认识相关的细节，所以必须重演，因为无人知道哪些细节可以被删除。

最科学的家庭教育要参照母语民族精神财富生发成型的历程，要汲取母语文化的精华，这个结论对西语民族也是正确的。

一个孩子出世之后，精神上的正常发育有赖于重演，不然就会出现精神缺失；正如一个孩子在十月怀胎期间，一定要重演人类祖先曾经有过的“鱼”或其它水生动物的演化阶段，例如子宫中正常发育的早期胚胎都有鳃裂和尾巴，如果有人干扰这个重演，就会出现怪胎。

更细致地来看，每个孩子都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孩子的地方，这是家庭或宗族决定的，既有先天的生理遗传，也有后天的心理薰陶。对于每个孩子都应该因材施教，不能像加工标准产品那样“加工人”。对于西方的孩子来说，受洗之后还有宗教的薰陶，不止于家庭或宗族。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仪式在中国融解于家庭和宗族之中。直到20世纪之初，宗族礼仪在中国的家庭教育中仍然发挥着不可取代的良性作用。欧美家庭利用无所不知的上帝培养孩子诚实的品格，中国家庭利用被祭祀的祖先培养孩子诚实的品格。

成人迫于生计，在社会中可能说谎，可是如果从小就习惯说谎，反而更难维持生计，这在欧美社会也不例外。说谎有助于生计只能是暂时的，正如狼来了，第二次就不管用。

欧美的孩子常有教父教母，相比之下，中国的孩子有列祖列宗，中国的超越关联更自然。

1908年，钱穆父亲去世之后的第一个除夕，哥哥去乡下的宗族义庄依例领取抚恤的钱米，十二岁的钱穆坐在大门槛上守候，邻居看见，就邀请寡母孤儿一起吃年夜饭。钱穆的母亲坚决不同意，邻居也坚定地一定要请，钱穆的母亲诚恳地说：“我不是不领你们的情，我要等我的大儿子回来，先点香烛祭拜祖宗，然后才能吃年夜饭。”直到钱穆的哥哥踉踉跄跄地回来，暮霭已深，又上街买了祭品，点了香烛，钱穆的母亲“率诸儿祭拜祖先”，深夜才吃年夜饭。邻居都夸奖钱穆的母亲“治家为人之不可及”[4]。效果当然也非常好：钱穆是中国近代大儒。

现代的人们即使祭拜祖先，也不必等到深夜；可是祭拜的过程在子女心中引发的自尊和崇高，引发的人间情谊和永恒相关，却可以受用终身：孝悌谨信，爱众亲仁。

关心子女教育的中国父母们，回头是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