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陈树义的幸福生活

                           作者：小女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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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义是谁？认识他的人难免各有各的定义。在多数人眼里，陈树义是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邻居；在他的同学赵勇眼里，陈树义是个诗意栖居于“小城里的评论家”（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4c040401009mvx.html）；在胡子（郭俊明）眼里，陈树义是个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好兄弟；在他的老乡何晨眼里，陈树义被戏称为一个“抢沙发的人”，意指他的幸福除了书本、烟酒之外，还有网络。而在我眼里，陈树义其实就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网络阅读也只是他阅读方式的一种延伸。

http://s13/middle/494c0404g79f6249f78ec&690阅读、思考、写作，这种纯粹的书生式的生活铸就了这部洋洋洒洒三十余万言的著述——《有一种思想叫悠远》，陈树义在序言《读书的环境》中表达了自己嗜读的癖好由来已久。读书“只听任内心的召唤和驱使”，与环境无关。试想，如此不择时日不择地势既无“红袖”更无“添香”唯一豆青灯便能手不释卷的嗜读之人，真好比赌徒之于赌场，酒鬼之于美酒，色鬼之于美色，可倾其所有却难以自拔。在这个读书人都忙于“经世致用”的功利社会，能保持这样一种读书的至境，可谓难得而幸运。

在他蚕食鲸吞般的海量阅读中，我看到了一个读书人气势如虹的广博视野和无所不容的开阔胸襟以及一种强大的消化、吸纳、追问和质疑的能力。所谓“诗意栖居”，无非是说一个人以一种暂住或常住的方式在某地寄存和喂养自己的身体，剩下的时间便可自由挥洒，率性而为，这难道不是一种很好的活法？并且正因为有了那些可以随意支配的自由，陈树义更多地成就了自己的精神世界。试想，从幼儿园一直到博士后，我们中还有几个人可以做到超功利的阅读？而从精神层面上，陈树义的风向标一直是与当代中国文学齐平的，他一路追随、关注并思索，在情感上与许多作品中的人物一起歌哭笑泪，在学理上条分缕析着每个写作者的成败得失。

我约略看了一下，他所关注的除了鲁迅、闻一多、朱自清、张爱玲等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领军人物，还有海子、北岛、吴思、张中行、高尔泰、史铁生、贾平凹、余华、阎连科、邱华栋、方方、刘震云、陈世旭、杨显惠、王十月、胡学文、王祥夫、郭俊明、葛水平以及大量的诗人诗作。可见他没有固定的阅读口味，而是一个纯粹地道的“杂食动物”。但在这些貌似杂乱的个案、现象后面，凸现的却是一个颇富学养、思维清晰的知识分子从未放弃过的文学情怀。

应该说，他的每一篇评论都是经过仔细阅读和精心推敲之后的结晶，行文缜密，鞭辟入里，蕴含着发自内心的真知灼见。他从不用“掉书袋”来显示自己的学识，也毫不热衷套用时髦名词来证明自己的“前沿”，他首先是个忠实于自身阅读感受的优秀读者，其次才是一个好的评论者。

他的思考从底层写作的认知错觉与精神悖论到“经典热”背后的冷思考再到大众文化、都市文学、图像文学、“白领趣味”与中产阶级写作立场一直延伸到文学是为“大奶”（体制）还是“二奶”（市场），文学应当塑造什么样的农民形象以及文学应有的社会担当等这样一些本原性的问题。可谓涉猎甚广，且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策略性建议。如对部分底层写作者一厢情愿的想象式的“苦难叙事”的不屑，并毫不留情地斥之为“伪底层写作”，进而提出了去塑造底层人物灵魂的呼吁；在作家、体制、市场这种微妙的“三角恋”关系中，论者明确提出，“文学的命运在根本上取决于生产者”，即作家的主体意识使他有权决定生产什么样的作品，而不应完全被体制或市场牵着鼻子走；而对很多人津津乐道或争相模仿的所谓“白领趣味”，论者一语中的说出了它的本质，“文化意味的匮乏与人文思想的苍白，使白领杂志徒有其表，从而流于轻薄与肤浅”；针对近年来诗坛和学界一再提及的所谓“中产阶级写作立场”，论者不急不躁地进行了分析甄别、小心界定和大胆追问，在剥去了“中产者的欲望化故事”以及组成这种故事的“炫耀性消费”和“偷情通奸”两个基本元素等这些外衣之后，论者进一步想要探究的是，所谓“中产阶级写作立场”究竟是“立场”第一位还是“写作”第一位？究竟是写作者是中产阶级当中的一员还是作品中的人和事是中产阶级的？它既然被冠以“中产阶级写作立场”，那么它表达了中产阶级怎样的社会诉求？由此，我认为陈树义是个有着极大耐心的，忠实得近乎挑剔，认真得甚至有些执拗的人，但同时我必须承认，这是成就一个书生、一位学人的基本素养。审慎而多思，勤于梳理、解读、求证，对于真相，他永远抱着不可遏制的探究热情。

当然，我也并不赞同他的所有观点，比如对《废都》的再解读，他着重剖析了西京四大“文化闲人”庄之蝶在生命意识的突围与理性文化的阻隔之间的矛盾心理，理想要求他妥协，而欲望呼唤他抗争，最后，论者将主人公庄之蝶退出文坛的举动解释为企图摆脱文化之累或者疯狂生命的最后宣泄。我不这样认为，因为焉知退出文坛就能摆脱文化之累？一个人一旦经过一系列的打造，不小心成了一个文化人（或者别的什么人），他无论再如何努力也已经退不回去了，他无权再重活一次或者重新选择轮回，即使能，他也必须“成为什么”，只要“成为什么”，那他就必然受累。或者说，退一万步讲，即使他退出文坛，他也还是一个社会人，他回不到真空状态或原始森林，既如此，他退掉的也仅仅是一个文化人的头衔，却永远退不掉“社会人”这个头衔，难道社会对人的剥夺不比文化对人的剥夺更彻底吗？况且，当人意识到剥夺而选择有意识地退出的时候，就连这种反抗本身都无可避免地打上了文化的标识——它无疑是“文化人”才有的一种“文化行为”。倒是这种反抗行为因其本身的无效性而具有了后现代的反讽意味。这个话题可留待日后继续商榷。

他把几本书一并带来的时候，我发现，但凡他过目的地方，所有谬误都一一做了更正，我无意将此种举动拔高为一种美德，它也许顶多只是一种习惯，一个读书人终其一生必须遵守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品牌，而品牌往往是靠细节铸就的，这些细节促成了某种品质，当我们说对某个品牌、某个人放心的时候，其实言外之意正是对某种品质的信任和认可。

我后来知道他在多年前已有听力障碍，由此理解了他钟情于网络阅读的原因，这个静默的窗口用文字和图像http://s5/small/494c040406df354be1e64&690直达心灵，无需多余的手势和声音，所以他成了一个幸福的“抢沙发的人”，而这更加完好地保护了他的纯粹——自动屏蔽垃圾信息并不被外界干扰。我突然顿悟，对于这个世界上不多的纯粹的人而言，很多功能就像阑尾一样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弊无利的。后来我在他一并带来的赵勇的《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一书中找到了更加权威的学理性解释：“信息过多实际上会排挤观念，使人（尤其是年轻人）在空洞和零散的事实面前六神无主，迷失在无形的信息泛滥之中。”“信息狂侵蚀了我们对于意义的容纳能力。把思维的弦绷在信息上之后，我们注意力的音符便短促起来。我们收集的是支离破碎的断简残篇。我们逐渐习惯于抱住知识的碎片而丧失了对知识后面那智慧的感悟。在这个信息时代……所获得的信息越多，可能有的意义便越少，这就是所谓的收益递减率。”

所以，我想由衷地说一句，纯粹的人有福了。

而就在近期我才获悉，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读书人，居然因写几句读书心得而被无端卷进一场莫名其妙的“山地门”纠纷中。试想在这个文盲都忙于出书炒作，婊子都抹着文化口红大行其道的时代，对这样一个不择口味的忠实读者，我们姑且不必去对他的认真阅读聊表谢意也就罢了，怎么能再动用文革手段强迫一个读书人篡改自己的阅读感受呢？何其荒谬的现实！这场由据说是知名文化人发动的文革闹剧同时也促人深思，思想可以跨越地域，而思想的载体却必须受制于落后的地域文化所形成的封建观念，如果还有人继续认为“批判的武器永远抵不上武器的批判”的话，那只能说明这是“山地”的悲哀，更是所有“山地人”的悲哀，这便是“山地文化”的最好注脚。

不过我坚信一点，这些丝毫不影响作为一介书生的陈树义的幸福生活，顶多是他清闲之余的调料罢了。就像一个品茶的人，偶尔品到了成色、品相不佳的茶，也不过就是咂咂嘴，皱皱眉，倒掉便是，下次便知如何去甄别挑选好茶，并且也不妨碍他给坏茶贴个标签，依他这种书生意气的秉性，是不会容忍坏茶继续误导世人的，难道还就此戒了茶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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