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陈树义

    诗人金所军在博上说，《一句顶一万句》后半部写到了沁源、屯留、襄垣、长治县，觉得亲切。

    为感受这亲切，我两去书店。头一次服务生说，书脱货了。于是留下电话并告知：书一到即发短信。几天后书到了。于是沉浸在《一句顶一万句》不能自拔。

读完全书，亲切没见着踪影，孤独却愈来愈甚！

《一句顶一万句》全书没有从一而终的故事情节，没有惊天泣地的大事件更没有居功至伟的大人物。事件不过“一地鸡毛”，人物不过“三教九流”，甚至不入流命如草芥的小人物：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驴贩子、喊丧者、染布的、提刀杀人者……他们各自粉墨登场，柴米油盐酱醋茶，成为作者刘震云阐释小说题旨的重要角色和故事载体。

书中人物虽也有“所居”，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随着故事情节的更迭，人物迤逦登场，又都饱受“在路上”的枯寂、贫寒的折磨、找寻“说得着话”的人漫漫精神长旅，生命之路幽邃苍茫。此“路”既是时间的漫途，也是串起本书故事起点、终点的线索。

杨百顺（后来易名叫杨摩西、吴摩西）第一个出场，河南延津人，家境困窘，父亲靠卖豆腐、凉粉谋生。杨百顺，身处社会最底层，名字和性格暗合——“百顺”，字面涵义即缺少主见，亦无叛逆精神。他是延津县的土著，对延津的人和事是相当熟稔的，他的“百顺”，又异于延津生活的“他者”，他缺少小市民的世俗、市侩和狡黠，杨百顺的坦诚在别人看来，有点似不谙世事的“迂”。而恰恰是他的“迂”，在他内心便有了对坦诚、真实的追求。他苛求友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友情是非常奢侈的，到头来，孤独无助的他只有一个能“说的上话”的养女巧玲（后被人贩子自河南延津贩至山西襄垣曹姓人家，更名为曹青娥）。

刘震云将其作为本部小说的线索和核心人物，煞费苦心。一则杨百顺具有文本的“典型”的意义，能够代表一个社会群体的某些特征；二来则是从小说结构来体现的——以人物的嬗替抻开故事，这点颇似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体例。

　　小说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出延津记”，下部是“回延津记”。在小说的上部，杨百顺要肩承本小说三分之二的叙事任务。杨百顺与后来的杨摩西磨过豆腐，杀过猪，染过布，挑过水，种过菜，揉过面蒸过馒头，贩过葱；从少年时代结识了老李、老段、老裴，青年时拜师老曾等等各色人物，后“入赘”寡妇吴香香为夫（娶亲后的百顺随妻姓改名为吴摩西），他把结识的朋友都视做知己。吊诡的是，“他把别人当朋友，别人压根不把他当回事”，他时常受到奚落、耍弄，甚至背弃。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和吴摩西关系最“铁”的邻居老高，居然和自己老婆吴香香数年如一日的通奸，他竟然丝毫不知情——人与人之间的“隔”得实在太远。难怪谭嗣同曾说，在所谓“五伦”当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者”的，就是朋友。他认为朋友关系有三个特点，“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坦言之，朋友何其难得！且不论西谚所说的“急需或困乏时的朋友才是真正朋友”的蕴义，即便欲寻求一般意义上的朋友，也如蜀道之难。这部小说的最后，堪为吴摩西朋友的只有养女巧玲，为了寻找丢失了的巧玲，吴摩西不惜去乡走出延津，踏上了“在路上”孤独的行程。而在下半部“回延津记”中，吴摩西的养女曹青娥的儿子牛建国，为了摒弃孤独找寻“说的上话”的朋友，一步一步走回延津，也延宕了一段“在路上”孤寂的路程……

   《一句顶一万句》标志着刘震云基本完成了对此前叙事的由繁到简、由张扬到内敛、由奢侈到朴实的转变。在该作中，我们的确可以感受到《水浒传》等传统叙事的影子，甚至也有赵树理的口吻：“沁源县有个牛家庄。牛家庄有个卖盐的叫老丁，有个种地的叫老韩。”如此返璞归真的叙述语言，洗尽铅华，饱经沧桑，筋道耐嚼，它是知天命的刘震云长期摸索的结晶。这部小说我曾仔细地读过两遍，读完之后，心中百感交集，可又不知从何说起。它就像这土地本身，你抓一把它是土，扔下去还是土，泥土般的叙述，泥土般的人物，没有时代风云际会，也没有百年历史传奇，波澜不惊、从容淡定、老老实实、细细道来，把最底层、最本色、最民间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百姓的日常生活叙写得有声有色、魅力无穷。如果说，《水浒传》主要叙写的是江湖的英雄传奇，赵树理叙写的是解放区农民的翻身道情，那么，刘震云则主要叙写的是底层百姓日常生活的琐碎庸常状态。把这种日常琐碎庸常的状态如实地、细致地叙写出来，语言的功力是可想而知的。我觉得，《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语言是刘震云继赵树理、孙犁、汪曾祺之后，对现代汉语文学的又一贡献。

　　与这种本色、素朴、凝练的叙事相对应的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繁复的思想。小说继续了刘震云一贯的对“说话”的哲思。“说话”实际上是十分困难的，这其中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人和人沟通的困难，知心话难说，知心朋友难找，这是人的孤独的处境。然而刘震云所写的孤独并不是知识分子的孤独，而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孤独。正如雷达所说的：“这种作为中国经验的中国农民式的孤独感，几乎还没有在文学中得到过认真的表现。”（《〈一句顶一万句〉到底要表达什么》）写孤独、写人的隔膜，是刘震云一贯的主题，所谓的“面和心不合”，人与人的不可沟通，早在“新写实”阶段就开始写了。到了《手机》，刘震云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主题。《一句顶一万句》把这种孤独、隔膜推广到底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写百姓日常生活的孤独，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本源性孤独。这种孤独与生俱来，是人的生存的一部分，是不可克服、不可更易的。传教士老詹40年传教，只在延津发展了八个信徒，第九个“信徒”杨百顺，其实也不是真信主，“话同意不同”，杨百顺稀里糊涂地变成杨摩西，进而又成为吴摩西，但他并没有如老詹希望的，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样，把深渊中的延津人带出苦海，而是在孤独的苦海中自我挣扎，这种挣扎没有任何自觉的理性意识，完全出自一种生存的本能。对女儿巧玲的寻找，使他走出延津。“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这句充满玄机的话语，在吴摩西那里，具有了实实在在的生存论意义。多年以后，巧玲（曹青娥）的儿子牛爱国，遇到的仍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孤独、同样的生存困境、同样的人生遭遇。为克服这孤独，他东奔西走，最终踏上回延津的道路，一出一回，恰恰是一种“轮回”。刘震云在此要揭示的，正是对人类生存的根本处境的洞透与了悟。孤独只是这根本处境的伴生物而已。

　　“说话”困难的另一层含义则是“言说的困境”，当我们试图言说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其实是很难说清楚的。一句话顶着一万句话，为了讲清这一句话，你必须用另一句话解释这一句话，而这一句话又需要解释，以此类推，以至于无穷，最终，人的言说只能是一腔废话。刘震云在这部小说的叙述中，枝杈蔓生，一件事能扯出十件事，一个人物后面又套着几个人物的这种文体形态，正是言说困境的体现。世界的繁复和不可穷尽，不是语言能够说清楚的。然而，人类又有着强烈的言说世界的欲望，我们固执地相信肯定有一句可以揭示世界真相的“话”的存在，于是，寻找几乎是人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出延津记”的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要寻找的是这一句话，“回延津记”的牛爱国要寻找的也是这一句话，但最终，还得找——在路上，这是人类命定的渊薮。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的名字的变迁，是否象征性地预示了人类寻找的无望，最终只能给自己“喊丧”来结束这孤独的命运呢？至此，刘震云以最朴实的叙述言说了最形而上的命题，小说真正做到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义现于言外”的审美境界，因此，我完全赞成把《一句顶一万句》看作是迄今为止“刘震云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的评判。
　　刘震云本人谈及《一句顶一万句》说：“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人多的孤单。”（3月18日新京报专访），这一点和山西大同作家曹乃谦的小说主旨迥异，曹乃谦笔下的农民完全困顿于生理本能——饥饿和性饥渴，曹乃谦“温家窑”系列小说的主题无不指涉性饥渴和饥饿。然而，刘震云认为，“‘历史’和‘社会’只是他们所处的表象。”历史的“真相”可能是被遮蔽的“真相”，呈现出来的“事实”常常是矜夸和装饰的“事实”。正如《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人物杨百顺、老李、老裴、屠户、吴香香等等，按通常的眼光来看，草根人物除了衣食之忧，还能有什么烦恼呢？古语尚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说法。刘震云严厉地批评了当下中国作家的狭促和武断，“一写到劳动大众，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就像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或者把脓包挑开让人看……”

                                                            09.08.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