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曾有一套“白银时代丛书”，共六种，每种卷首都印了主编题为《辉煌的白银时代》的总序，上来就说：“兴许，读者们会问，为何突然间，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冒出一个俄国的白银时代，为何突然间要介绍白银时代的文学，要出‘白银时代丛书’？这个问题提得好！”此语足发一噱，时隔多年，我的印象还很深。

这在逻辑学上，属于“丐辞”（begging the question），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有所解释：“在论理学上，往往有人把尚待证明的结论预先包含在前提之中，只要你承认了那前提，你自然不能不承认那结论了：这种论证叫做丐辞。……丐辞只是丐求你先承认那前提；你若接受那丐求的前提，就不能不接受他的结论了。”

前些时我写《“六言诗案”及其他》，引用了黄裳《答客问》的一段话：“一九三八年胡适作六言诗言志，有句云‘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其时他的旧观念未必幡然改变，对新任务也只能干起来再说，‘只有’二字，照传统诗话的说法，正是所谓‘诗眼’，含有显明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深意。要读懂此诗，这正是关键。”对此我说：“所谓‘关键’基于‘未必’，亦属丐辞。”稍嫌简略，不妨多说几句：“其时他的旧观念未必幡然改变”纯属推测，有待证实；须得把这推测当作前提，才能接受接下去说的“对新任务也只能干起来”以及“要读懂此诗，这正是关键”云云。这与那篇总序里，压根儿没人提问，却发出一声喝彩，如出一辙。

用我们平常的话说，丐辞就是不讲道理。翻阅书籍报刊，此种现象多有。再来举个例子。我曾说，黄裳很有书的学问，但他只有光谈学问时才好，若是说别的则经常是代表集体说的，这时的他也就丧失了自己，我不大信服他的见识。这是评论，没有建议；评论是“我觉得是怎么着”，建议则是“我希望你怎么着”。黄裳近作《关于止庵》，却臆想出“止庵没有说出来的对我的建议”，继而推论我的意思是“最好是告别现实回归‘隐士’，才是洁身自好的上好方法”，并断言“这一‘好意’的指点之真正用心是异常险恶的，值得深深警惕”，仍为丐辞。

在我看来，思想方法比思想本身更重要。丐辞实质上是一种思想方法。以黄裳而言，从《胡适的六言诗》、《答客问》到这篇《关于止庵》，思想方法一以贯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对他我哪有什么“没有说出来的建议”，说来其实是既缺兴趣，又没工夫。黄裳曾说：“止庵读书之勤奋，看电影之勤奋，以及工作之勤奋，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漫谈周作人的事》）虽系过誉，敢不以此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