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人文章，历来皆有；时下所谓“酷评”，亦属此类。在我看来，这不一定是坏事。我是经历过“大批判”年代的人；这里所说骂人文章，好像也是一种批判，但究竟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不复是集体针对个人，而是个人针对个人，于被骂者并无多大危险，或许还有好处也未可知。说来不过是批评，只是态度有点异样，言辞有点怪相就是了。如果普通批评算是善意批评的话，骂人文章大概就是恶意批评。然而我们的批评环境，迄今还称不上十分健全，普通批评能否被视为善意，尚且是个问题。对大多数被批评者来说，真正善意的，恐怕是不批评罢。在他们以及相当一部分读者眼中，普通批评或许正是骂人，所以普通批评是否真的存在，更是一个问题。

然而骂人文章与普通批评——即便它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到底还有区别。后者尽管未必被承认是善意，前者之为非善意却是确定无疑的了；所谓恶意，也就是这个意思。查《现代汉语词典》，“恶意”即“不良的居心，坏的用意”。不过涉及文章，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盖此种“居心”与“用意”，实与他人和社会无关，而单单是对被批评者的“不良”与“坏”，——至于是否真能产生这样效果，如前所述，其实尚未确定。从“健全的批评环境”考虑，这殊不合乎与人为善之道，因而未臻此境，但是毕竟真在批评，至少较之不批评，离“健全”可能还要靠近一点儿。不批评就是善意的么，倒也未必。清人赵南星所著《笑赞》有一则云：“一儒生以太行山作代形山，一儒生曰：‘乃泰杭耳。’其人曰：‘我亲到山下，见其碑也。’相争不决，曰：‘我二人赌一东道，某学究识字多，试往问之。’及见学究问之，学究曰：‘是代形也。’输东道者怨之，学究曰：‘你虽输一东道，却教他念一生别字。’”这是不批评的好例子，论其恶意，绝不亚于骂人。作者评说：“学究之存心忍矣哉，使人终身不知太行山。”“忍”也就是“狠”罢。

       前已言明，骂人文章，恶意但有动机，结果未必如其所愿；我们读了所能确定的，不在被批评者，倒在批评者一方。文章无拘恶意善意，除了所批评的内容之外，体现的都是批评者的“意”，即如知堂所说：“无论骂人或颂扬人，里边所表现出来的反正都是自己。”（《苦茶随笔•半农纪念》）“意”之高下，并不简单以善恶区分；即便是恶意，也自有高下。讲句老实话，我素来是爱读骂人文章的，但是并不一概爱读，一定要有意思，写得好。以我之阅读经验，近百年来此中圣手，只有两位，一是鲁迅，一是刘半农。鲁迅的《华盖集》正续编，在他的杂文集中首屈一指，其中骂陈源那些篇章，真是令人不亦快哉。刘半农虽然没有鲁迅写得多，水准却未必在其下，从早期的《奉答王敬轩先生》到最后的《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都是如此。同为骂人文章，两位风格又有所不同，刘半农是热闹，鲁迅则是深刻。他们都是骂人而骂出境界来了。时过境迁，所骂之事，甚至被骂之人，俱往矣，而文章魅力常在。从前我写文章谈及此事说：“我们不妨仿照‘才华横溢’创造一个‘智慧横溢’的说法，否则很难形容读他们作品时所得快感。他们写作正是与对手斗法，又总技高一筹，文章犹是余事，无比智慧才是本色。两位早早儿下世，骂人文章再也不复精彩了。”这一层，如果拿来和时下“酷评”比较一下，就了然了。

骂人文章，无非也是文章罢了。相比之下，可能更难写一点儿，因为要有特别本事。具体说来，要能骂人，即具识见；会骂人，即有技巧。梁实秋写过《骂人的艺术》，若前述鲁、刘两位，是深娴此道者也。至于梁氏尚是纸上谈兵，至少鲁迅骂他，并未照搬所述诸法，而是别出心裁，其精妙处，恐怕他一生也难以领会。梁文所列“骂人的艺术”凡十条，其三曰“无骂不如己者”，是就效果而言，即骂了不如己者，反替对方扬名；但是鲁迅、刘半农骂人，的确压根儿瞧不上对手，譬如鲁迅就很不拿梁实秋当回事儿。所以前述“恶意”，乃是一种俯视态度；将此种态度形诸言辞，我们知道是恶意。但是得以俯视，要自己真在高处，不是假装出来的。骂人文章，归根结底是批评者对被批评者的文化优势，智慧优势，此外并配合以相应言辞，即上述“能骂人”与“会骂人”也。鲁、刘都是语言大师，后一方面自然不在话下，不过关键还是识见太高，有这个做底子。现在报上所谓“酷评”，我偶尔读到一二，觉得有时被骂者未必不该骂，骂人者却毫无上述优势可言，若论识见，似乎正与被骂者相当，甚至更在其下，有如泼妇骂街，读来只觉好笑。不过我们犯不上再骂他们就是了，且来一学《笑赞》里的老学究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