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在鲁迅博物馆里看见他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写给内山完造的一封信，或者说是一个便条也行，是用日文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全然不是惯常所见的“鲁迅体”了。《全集》里收有此信的译文：

“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

“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

    这是鲁迅的绝笔，他就死在第二天。博物馆里还有他的遗容的照片，半睁着眼睛，瘦得不成样子，这照片我很小的时候就在他的书里见过，一直都不能忘记。那天我忽然很难过。我觉得那信的字里行间有着一种生的挣扎，是垂死者最后竭尽全力要抓住一点什么，抓住那一点就抓住了骤然逝去的一切；然而这是徒劳的。我第一次这么清楚地感受到整整六十年前那个生命不可挽回的完结，仿佛是大幕轰然落下；虽然他有他不朽的著作和巨大的影响，但从此鲁迅和我们之间就永远为他的死所隔绝着了。

    其实根据各种记载看，鲁迅在此前差不多已经死过一次。这年六月六日，他中断了坚持记了多年的日记，过了二十四天才写下这样一段话：

    “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热时志。”

    这里的“颇虞奄忽”，在八月六日致时玳的信里说是“几乎死掉”，此后写的《“这也是生活”……》一文里，则有更详细的描述：

    “我的确什么欲望也没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举动都是多事，我没有想到死，但也没有觉得生；这就是所谓‘无欲望状态’，是死亡的第一步。”

    但是鲁迅竟穿越了这个死亡，或者说死亡的感觉，他又活了过来。距离最后十月十九日的逝世，又活了一百一十一天。我们可以把这两次死之间看成是鲁迅一生中的一个虽然十分短暂但很特殊的阶段。对于生命他一向感受得很透彻；但在这个阶段里，我觉得他的感受是有着一些新的内容。

    从鲁迅这期间的日记和书信里，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他的病情变化和治疗情况。好像秋意越来越深了，有不胜悲凉之感。在他笔下时而能看到“不知道何时可以见好，或者不救”（九月十五日致王冶秋）和“病还不肯离开我”（十月十五日致曹白）这样的话。他始终是被肺病折磨着：几乎逐日接受注射，间断地发热，以及吐血——八月十三日日记中有“夜始于痰中见血”的记载，十六日在致沈雁冰的信里说：“肺则于十三四两日中，使我吐血数十口。”从七月初直到九月，他都在策划易地疗养，也是在致沈的这封信里说：“转地实为必要，至少，换换空气，也是好的。”甚至连去疗养的地点和有关种种细节都设想好了，只是因为不能离开医生而最终未能成行。所有这一切都残酷地提醒我们他的病况是多么严重，以及最后的死并非突然。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而已。另一方面或许就更重要：我们也能在他的日记里看到“不发热”、“是日不发热”之类的记录，那好像是向长久折磨他的疾病做出的某种挑衅似的，在这里我能感到他生命的倔强之处。由此可以联系到鲁迅在这样的境况里更多地是怎样谈论他的病情及其前景去看这件事情。七月六日他给母亲写信，那是刚从“几乎死掉”中挣脱出来：

    “近日病状，几乎退尽，胃口早已复元，脸色亦早恢复，惟每日仍发微热，但不高，则凡生肺病的人，无不如此，医生每日来注射，据云数日后即可不发，而且再过两星期，也可以停止吃药了。所以病已向愈，万请勿念为要。”

    同日致曹靖华的信里也说：

    “不过这回总算又好起来了，可释远念。此后只要注意不伤风，不过劳，就不至于复发。肺结核对于青年是险症，但对老人却是并不致命的。”

    此后他不断地向他的亲友们报告他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乐观判断：“我的病已告一段落”（八月二日致曹白），“我的病又好一点”（八月七日致赵家璧），“病比先前已好得多”（八月二十五日致母亲），“近日情形，比先前又好一点”（九月二十二日致母亲），“贱恙渐向愈”（十月十二日致宋琳），等等。去世前五天在致端木蕻良的信中所说就更为恳切：

    “五十岁以上的人，只要小心一点，带着肺病活十来年，并非难事，那时即使并非肺病，也得死掉了，所以不成问题的……”

    直到去世前两天致曹靖华的信还满是乐观的气氛：

    “我病医疗多日，打针与服药并行，十日前均停止，以观结果，而不料竟又发热，盖有在肺尖之结核一处，尚在活动也。日内当又开手疗治之。此病虽纠缠，但在我之年龄，已不危险，终当有痊可之一日，请勿念为要。”

    然而继之而来的就是他的绝笔，他的死……我曾经反复读过多遍他最后的日记与书信，当我循着这样一个思路，也可以说是鲁迅自己的思路，我就根本不能到达那最终的死，总感到其间有一种断离，使得我至今几乎很难接受那个六十年前已经是事实了的事实。鲁迅是学医出身，我不相信他于此无知或全然是盲目乐观。我想在他这期间的日记与书信中出现的这种矛盾的背后是隐藏着一个东西：这之前他经历了“几乎死掉”，因而他就更热爱生，更希望能活下去，或者说坚持要活下去，也许这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很基本的愿望。鲁迅曾经自号“俟堂”，有待死之意，那是在他身体康健没有死的危险的时候；这回真的要死了，他却反复地讲着自己不会死的话。在这期间他还写过《死》，一般认为是当遗嘱写的，我现在却不这样看，我觉得这文章并非写在死前，却是写在“死”后，是重新回到生之后对曾经经历过的死的回顾，那结尾处“后来，却有了转机，好起来了”的话也就并非是闲笔。鲁迅信里所有乐观言语与其说是写给亲友们，还不如说是写给他自己的，是对自己日趋衰亡的生命的一种鼓励，一种支持，他把这种鼓励与支持差不多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也是我看到他的绝笔信和遗容照片特别感到心酸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