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有子贡问“士”的故事：子贡问老师：怎样才可叫做“士”？孔子答：“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贡感觉标准太高，又问：“敢问其次？”。孔子说“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也可算次一等的“士”。子贡又问：还有再次一等的“士”吗？孔子回答：说话信用诚实，行为坚决果断，这是不问是非黑白只管自己贯彻言行的小人啊，不过也可勉强算作再次一等的“士”了。

     看罢这则故事，细思孔子关于“士”的标准，笔者真是感慨万千。何谓“士”？于丹这样解释：“士这个阶层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是那种无恒产有恒心，以天下为己任的阶层，这应该是一个很崇高的荣誉”。而言必行、行必果者在孔子的心目中只不过是最末一等的“士”。可是，现今的人是不是都能够做到“言必行，行必果”？

     我们不能说中国的为官从政者们都是言而无信的人，正是大多数人的言行一致、大多数人以集体和国家利益为己任，我们的社会才得以快速地发展。可是，也的确有这样一些人，嘴里说的是一套，行动上又是一套。比如说：嘴里喊着要关心群众，实地里却不问群众冷暖；嘴里喊着要顾全大局，实际上却私欲作怪。曾记否，山西黑砖窑老板对拐骗来的民工的残酷行为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据消息称：有个老板的爹就是村里的领导。我想，这位领导平常绝对少不了将“要遵纪守法”、“要以人为本”之类的话挂在嘴上，可是，自己儿子的行为难道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闻不问？没有别的,说到底还是他因为私欲作怪而没有言必行、行必果的意识和勇气。这样的领导连最次的“士”都是不够格的，正如中央领导讲的:连个普通党员的资格都达不到！其实，类似的例子并不乏例举，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大凡在各个领导岗位的人，无论官大官小，平常都会以“以天下为己任”的姿态展现在群众面前，都表示要做一个好官、做一个好“士”。那么，从子贡问“士”的故事中、我们能得出一点什么感想呢？我们自己能给自己评判一个什么样的档次呢？也许太高的调子并不好唱，不过做一个最末等的“士”---在法律的规范内，言必行、行必果，是我们每一个为官者都要努力努力再努力的，也该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