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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香港狗仔第一人
新闻晨报记者
记:还记得第一次采访的明星是谁吗?
查:记得,是周润发。《上海滩》以后,他在拍一个电视剧,很忙很忙,我去片场找他,他一直在拍戏,我就在旁边等,然后他说,来来来,进来谈。我就跟他进去了。他当时正在换衣服,也不避讳我,要是现在一定被记者拍下来,第二天做头条。但是那时候不会,那时还没有狗仔队,大家就是约好时间安安静静地做访问。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不少艺人的电话,找刘德华就打去他家问:“刘爸爸,刘德华在吗?”就像找一个邻居一样简单,记者和明星之间感觉是很近的。
记:回去后都写了些什么呢?
查:那篇访问写得很不好,因为我在大学是主修英文翻译,中文本身就不擅长,不知道怎么形象地描绘一件事情,写出来的文章也是干巴巴的。而且当时很多字也不会写,有20多个字画了圈圈代替,被编辑骂得要死。当时电脑还没有普及,我就用英文字典对照学写中文,然后就是看很多书,只要是中文字的,就拿过来看,把好的句子记下来。每次文章刊出后,还要在上面写批注,哪些问题我还没有问到,这个地方还可以怎么写,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学。
记:在香港这样一个娱乐业繁荣的城市,作为一个娱乐记者是否有成就感?
查:我自己是很喜欢我的工作的,但是当初我的朋友和家人都不赞成,因为他们觉得娱乐记者嘛,没有读过书的人也可以做,好像低人一等一样。每个人都跟我说,不要做了,不要做了。一个同学有一天问我:你可不可以找一份真正的工作呢?好像我在做妓女一样。我说,我的工作有什么问题,你们缴税我也要缴税,有什么问题呢?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你觉得不好,但我不觉得不好,我就要坚持做下去,做到好给你们看。
记:那你认为什么样的娱乐记者才是好的呢,你又如何看待狗仔队的做法?
查:现在大家都觉得狗仔队的所作所为是要不得的。但是我告诉你,在香港最开始做狗仔队的人是我,我是第一个做的。那是八十年代,我在做《忽然一周》的主编,当时的香港,娱乐新闻已经不好做了,因为艺人开始不讲真话。那怎样才能还原真相给读者呢?于是,我们收集了很多资料,知道一些事实,然后我们需要找到证据向读者证明这些事是真实的。怎么证明呢,你去问明星,他一定不回答你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用西方狗仔队的办法。但是这和今天的狗仔队是不同的,今天的狗仔队已经被妖魔化了,真正的狗仔队是在探求新闻的真相,而不是制造假新闻。现在的狗仔队是先设想一个事实,然后拍回一些照片去说明自己的设想是真的。这会是真的吗?有时候可能是,但很多时候不是。比如,郑裕玲去购物,发现门口有两个狗仔在偷拍,她把他们叫进来说,你们不要在外面拍,来,我站在这里给你们拍,拍好了你们回去交差,我也可以安心购物了。谁知道,狗仔说,不要啦,我们还是在外面拍好了,你不用管我们,继续挑衣服,我再拍两张就可以了。原来,他们要的就是用这种偷窥的感觉吸引读者。
记:可是也说明读者喜欢看这样的内容。
查:对,你说的没错,这就是娱乐新闻奇怪的地方。不少人认为娱乐新闻不重要,跟政治新闻或者财经新闻比,它就是垃圾。是的,娱乐新闻是没有政治或财经新闻重要,但是香港的一项调查显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读者,在一期报纸中,首先抽出来阅读的是娱乐版。其实娱乐新闻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太重要了,文化、道德观念,每一个小节都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表面看不到的,所以跟别的新闻一样,娱乐新闻也必须是真实的报道,而且需要有正确的立场。比如,我们报道某个明星很成功,他买了一辆上百万的车,这样的报道给年轻读者的信息是:这个人很有钱,有钱就可以买最贵的东西,买名牌什么的,他们看不见这个人怎样辛苦工作,也看不到他这些钱的来源是否是正当的,这样的报道有内容缺失。我们不能只给读者看事情的一面,更不能给他们错误的信息。现在一些狗仔队做新闻很不负责任,看见一男一女吃饭就是在拍拖;如果是两个男人呢,那一定是同性恋;穿平底鞋上街,就会被写成是怀孕了,完全不讲事实。这都是市场竞争造成的,因为娱乐新闻蕴含着巨大的商机,比如星期五出版的香港《东方日报》,娱乐是100个版,其中60版是广告,如此大的利益,自然吸引了很多大财团投资娱乐传媒,竞争大了,传媒要吸引读者就要抢新闻,没有新闻怎么办,老板要骂,于是炒作、假消息、不负责任的报道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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