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一部影史上的经典名作伴随着德国新电影运动的浪潮诞生了，它就是由“新德国电影”三杰之一的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拍摄的《铁皮鼓》。这部伟大的作品以伦勃朗式的德国风景和荒诞大胆的历史目光，构建了一部隐喻着人类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的人性反抗史；并以精湛高超的叙事表现和冷峻犀利的视角，洞穿了围裹在国家与宗教、家庭与爱情之上的华丽外饰，将特殊年代的人间百态和生存况味完整地呈现出来。
1959年，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出版了二十世纪人类文学史上影响最为广范的伟大作品《铁皮鼓》。这部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并且获荣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宏篇巨著以一个与历史和文化竞争的荒诞人物奥斯卡充满离奇的自述展现了发生在德国边境城镇旦泽的种种事件，从而影射出人类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民族传统和情感联系间的另一种真实。小说问世到二十年后，“新德国电影”的三杰之一沃尔克·施隆多夫将《铁皮鼓》搬上了银幕。在征得格拉斯的同意后，施隆多夫对小说进行了全面电影化的重筑，在短短的一百多分钟里用光与影传递出原著神似的韵质。
影片的故事以主人公奥斯卡的独白展开，毫无掩饰的镜头在时空纬度里自由地跳跃着：它跳过了座在一片荒地上烤土豆的外祖母安娜；跳过了爱上两个男人的母亲安妮；一直跳到了许多年后奥斯卡的出生。在这段戏中，影片采用了奥斯卡的主观视角：先是一个宁静温暖的子宫，然后是一个缓缓打开的生命隧道和一盏明亮的洒精灯。灯光下站着两个男人：一个是杨，另一个是艾尔夫雷德。他们的头倒悬在画面中，似乎奥斯卡从一出生便面临痛苦，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个男人才是他真正的父亲。
与大多数有关成长的故事不同，影片《铁皮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成长观念，就象是一个幻象！
奥斯卡可以随意终止自己的身高，让自己的心智和身体停留在孩童阶段，看上去是一种对成长的拒绝。于是，在影片中奥斯卡的成长史充满了孩子般的天真，但是也成人般的平静。导演施隆多夫对《铁皮鼓》的改编从一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奥斯卡这个人物身上，他不仅将原著小说中已经成年的奥斯卡全面改换为儿童形象，还对影片中的奥斯卡实行了适合电影表现形式的塑造，深蓝色的眼睛，头发象刷子的棕毛一样竖立着，自信、固执；三岁的时候只有九十四公分高，成年之后长高了一点，肩上的脑袋比一般成年人的还要大。这个参照卓别林《寻子遇仙记》中男孩儿的形象所塑造的奥斯卡无疑增强了观众的认同信心。在施隆多夫的视角中，奥斯卡更多的是一个无辜者的形象，他早熟、敏感、执拗的天真以及拒绝加入丑恶的成人世界的抗争都令人同情。
战争是这部影片一个重要背景，但影片并没有太多对战争的直接描述，而是着重于刻划战争留给人们的心理创伤。就象影片中那张在墙上换来换去的贝多芬俏像，对奥斯卡来说，战争就是这么简单，一杯咖啡让他失去了爱人，一枚胸章让他失去了父亲，但一阵喧嚣过后就是一片平静。
奥斯卡的童声旁白和充满惊惧的眼睛在单调枯燥的鼓声里展现出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和生死景观。黑色荒诞被参合进带有情节剧情调的历程，弥漫出伤感的气氛。在施隆多夫的影像叙述中奥斯卡不仅仅是二十世纪人类政治、文化的怪物，同时也是德国文化的怪物。在他身上凝聚了太多的不幸和荒诞，而这些表象也恰恰暗合了施隆多夫对纳粹现象和这段德国历史的深度思索。
在影片中，玻璃成为了一种暗示，一种时间身份及人性的暗示。奥斯卡的尖叫实际上所宣泄的就是一种穿透的欲望。而那只与奥斯卡形影不离红白相间的铁皮鼓则象主人公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没人能够夺走它。这只鼓成了影片中最具生命力的一个道具，它制造响声和节奏，同时兼具这一种释放情绪的功能。它是奥期卡用来对世界的一种武器，也是这部史诗规模影片中最醒目的道具——是他成长的标记。直到二十岁的那一天，奥斯卡将这只鼓投进了一个墓穴中，与父亲一同埋葬。
当然，奥斯卡银幕形象最终塑造完成还得益于当时年仅十二岁的达维德-贝南特令人惊叹的出色表演。在影片中，我们透过他那双摄人心魄大眼睛不仅经历了一个荒诞家族的历史和生活，也目睹了这个荒诞时代的演进和变迁。在施隆多夫眼中，奥斯卡就象是人类之子的银幕化身，拒绝成长的孩童和成年人的相继死亡使得影片弥漫出一种血惺赤裸的气息和深深的悲情。而作为观众的我们就象是正在经历一次充满忧伤、荒诞和戏剧性旅行的同行者一起鉴证了一个家族的兴衰变迁和一段历史的渐行渐远。
在很多人看来，影片《铁皮鼓》就像一场荒诞的游戏，而游戏的过程越残酷，结局就越显得荒诞。在主人公奥斯卡的世界中，游戏不单单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态度和一种观念，在他拒绝长大的游戏中，身为观众的我们找不到任何清晰的情感体验，因为所有的成长都令人哀伤，所有的悲剧都带着荒诞。也许，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在心中暗揣着一只铁皮鼓，这只铁皮鼓却教会了我们热爱命运，热爱生活，学会宽容与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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