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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大报恩寺说下去

(2010-01-12 23:34:11)
分类: 影像金陵【宁】

南京大报恩寺的开发令世人瞩目,觊觎者不在少数,在此黄金地段用“合理的价格”揽下一块大地皮搞综合开发,地面“保持原汁原味”(哪个都能说出个一二三。),地下多了“一二三层”,设计者也能说出个一二三。开发者各打自己的小算盘。如果按照文化学者的正常建议去建,估计三五年内是没戏啦。

去年地宫发现了铁函,开棺前夕,出现一大堆吵闹文章,也挺有意思。 南京人习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这是因为他们身上流着朱棣老子朱洪武的血。这种做事方法的发明者是朱元璋。这位开国皇帝怕与己出生入死的哥儿们与己较劲,绝不能与他们共享“甘”,于是又是送楼(胜棋楼),又是送蒸鹅(杀人),那个不是名正言顺的理由:前者以示“君臣平等”, 后者“体恤下属”。朱棣要作皇帝,目的很简单, 却编了个复杂的理由搞了“靖难之役”,成功后,总要为自己的行为正名吧,于是,又是祭奠祖陵,写了个《燕王告天书》(图一)(在梅花山内)
 

感恩怀念先皇父母及谴责朱允炆“削藩”行为,以表尽忠(国家),又修了元末毁掉的阿育王塔改名“大报恩寺塔”,以表尽孝。至于是报答哪个母亲,对朱棣来说重要吗?如果他是马大脚生的,肯定就不会有“报母之恩”一说,这里朱棣一简单,就堵住了喜欢“咬文嚼字”人的口,什么“母”都报了。

有明一朝,南京和北京是同等待遇,附近地区都不设布政使司,直属“两京”,南京为“南直隶”,分管今天的苏皖,当然也包括那是还是小渔村的大上海。南京就像今天的直辖市,而且还是唯一的。北京用的很多用品和食品是靠南京组织筹集的,靠大运河北上的。今天中华门当时名聚宝门,出门后便是天然屏障——秦淮河,有长干桥(明初是否也叫这个名?),过长干桥,桥西是官驿和官饷粮库(直到清末都是官府粮仓,从图二可以看到比较整齐的“粮仓”),
 
桥东一带只有大报恩寺,大报恩寺是建在高岗上(图三)(附一),(今天的被上门附近)
 
加上有九层的高度(塔高应该在80左右)。因此当时无论从湖熟方向(秦淮河上游),还是从长江夹江逆水而上的(图四),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大报恩寺塔。所以南京有句歇后语:出了南门——尽是寺(事)(南京人Sh S不分的又一佐证。) 这句话不是说寺多,而是指眼前看到的主要是“寺”。(附二)

报恩寺塔到底有多高,我看还是应该相信老祖宗的《营造法式》的典籍。九层是没错的,因不是密檐式,宋后建佛塔都为九层(由辽代的料敌楼改建成的佛塔除外 图九)
根据塔层的缩减比例,应该在80左右。为什么会有人得出100多米的结论。我估计有两种情况:一是在船上看塔很高耸,加上那个岗子有二十多米高(图三)。另外从1843年那张铜版画上看大报恩寺塔(图三 图四),当时的西方绘画已经使用了近大远小的科学比例,如果用透视原理去计算,能算出110多米。二是从现有的原始绘画上找根据,西洋人在理解中国文化时常有谬误, 比如在1817 年的画中有十层的(图五),
有十一层的(图六)。
这座大报恩寺塔,在当时的民间可能就叫“九层塔”,这就像我们南京中山陵的“九层塔”(图八),

如问一般的南京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塔”在哪里,恐怕很多人不知道,如果问“九层塔”,可以说“人人皆知”。(同样北京都知道白塔,而原名叫妙应寺塔)。很多外国的历史资料中把南京的大报恩寺塔写成“九层瓷塔”(图五),西方人把底层和顶层是不算在楼层里的,为了方便西方人理解画成了中国人理解的十层,而西方人理解的九层。中国古建的“阁”和“楼”是没有顶层的概念,而外国人有,这就出现了十一层(图六)。我记得在一位法国的传教士的日记中提到过这个塔。他就指出他看到的塔和画塔中塔层的错误,后来他写了一本有关中国文化概貌的小册子,就指出了中国塔的“层奇面偶”的特点。所以在1843年那些 铜版画中在没有出现这种差错。

 

附一:说到“岗子”,让我想起有人问过我:“三山街”,没山怎么起了这个名。其实从中国古代择址建城的堪舆学来看,南面的风水极为重要,既要“通”又要“聚”。“外屏内案”。即:雨花台位南,为南京城的照壁,三山为内案,如宅内屏门。三山街这一带当初是附近地势最高的地方,记得小时候城南发大水,白鹭洲小石坝街一带水深能过膝盖,小彩霞街,船板巷,上浮桥很多家里就泡在水里,南湖一带淹成汪洋,而三山街从没淹过。 根据民国时南京的城市规划,以新街口为中心(图七),

向四个方向,建四条以中山命名的通衢大道,而中山南路到了自来水厂南面一点向东拐,再走内桥直线过三山街到中华门,其实按规划这条路要笔直向南,过内河(?忘了是不是叫这个名。)走“马巷”,(马巷到了和南捕厅交叉后继续往南到河边的巷子好像还有一个名)穿过升州路到“铜作坊”,(铜作坊在解放后只有几家铁匠铺是魏家和王家,均为表姊妹做亲。)一直向南。当时有两位老板一个是做百货的(李),一个是做布匹的(马),有人建议他们把自己的店铺建在铜作坊附近,他们都以那里“地不好”,(马巷口有多家制作绒花和做冥器纸扎的,南京金箔厂原来就在那条巷子里,由几个个体锤锡箔的集体化后发展而成)坚持在三山街口建了当时很有气派的店铺,一直很旺。原定的城市规划一直未能实现。直到文革前,升州路1号,是铜作坊巷口西边的大肉店,而口东的炸油条的店就是“健康路”的最后一号,我记得门牌号很大。

附二:南门外,后来成了脚夫,苦力等工的地方,雨花路两边有好几家茶馆,一溜的老虎灶紧靠路边,那里整天热气烘烘的。这里的茶馆和夫子庙的不一样,茶客主要是“做杠房”, 也就是做红白喜事,吹鼓手,婚丧嫁娶,吹打迎送。那里的杠夫可是一流的,我有印象的六十四人高抬棺材,一杠八人,一角十六人。八人走路抬杠人贴人,后人的脸就顶着前面人的后脑勺,走路整齐划一,步调一致,上坡下坡拐弯,杠夫弯腰曲腿,始终要保持棺材的水平。有来事的会在棺材上放一碗“上山酒”,下面垫几张“裱心纸”,(宣纸)事先讲好,从家抬杠上肩,到坟地“作场”,一路只在南门外歇一次脚。碗里的酒不准潵,潵了工钱减半,不潵工钱加倍。这里的“杠头”多有功夫。我听得有一家因给孙中山奉安“识抬举”“会走道”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不过这些“抬棺材的”也是“敲竹杠” 的高手。这些茶馆里还有一个业务,就是“讼事”,解决商务纠纷,借取高利贷。到了56年集体化后逐步消失。(其实南门外茶馆的内含历史挺有意思的,有些性质和夫子庙的茶馆差不多,但多是为社会下层人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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