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寻访先辈革命路途中，有个问题总是萦回在我们的头脑中。当年酝酿和准备一起步行去延安的人，开始不止后来成行的七位先辈。正如李新伯伯在追忆好友王方名的那篇文章中写道的：“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临动身时却有许多人动摇了。结果只有胡其谦、罗义淮到三正埠来和我与王方名集合，随后陈寄宇跟来，然后到王方名的家乡去等周极明来会合。”至于是哪些人动摇及动摇的理由，无从考证，当然也不能因为他们违背诺言就责怪其革命立场不坚定。但是革命成功后，我们倒是听说有的人很懊悔，后悔当初没能和七位志士一起去延安，以至参加革命晚了好多年，并将此失误归之为“一念之差”。

    这次寻访到三正埠村时，使我们不由得再次思索起这个问题，他们当年没和七位先辈一起成行，只是“一念之差”吗？表面看似具有偶然性，其实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他们当时强调的客观理由，无非是家庭的的负担和阻扰，或个人身体条件较差，适应不了前线的艰苦环境，或现有工作岗位离不开等等。那么去延安的七位先辈个人和家庭就没有这些实际问题吗？否。陈寄宇、周极明都是结婚成了家的人，陈寄宇有爱妻和三个儿子，周极明的女儿刚满一百天；李新、胡其谦家中都有老母需要照顾；王方名、罗义淮家人也都催着结婚拜堂。但是他们却为什么没有退缩而失诺呢？看来还是个人当时下没下最大的决心：此一去山高路远，千难万险，成败未卜，前途莫测。上延安是为了到抗日战争第一线杀鬼子、拼性命的，大都没想着能活着回来。不是吗？周极明、陈寄宇先后牺牲在太行山上、江淮河畔，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战争年代侥幸活下来的其他五位先辈，都认为自己是幸存者，每每想起牺牲的战友就心里万分难过，无言以对。

    其实任何时代要做成任何一件事，都要付出牺牲，善于处理好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大局利益的关系，不能前怕狼后怕虎、患得患失、优柔寡断。无私方能无畏。一百个纲领口号，不如一步实际行动。七先烈勇赴延安，正是深思熟虑多年而作出的取舍和抉择，想到说到，说到做到，决不做口头革命派，他们的血性也正在于此。到延安后，他们能迅速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也得益于他们当年理想信念的坚定，认准的道路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哪怕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也始终无怨无悔。

    是啊，有的人看到当年去延安的人解放后进了城、做了大官，就悔不当初。你怎么就没想到万一像周极明、陈寄宇那样早早牺牲了呢？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呢？革命不是赌博押宝，任何人都不可能预卜先知；革命是自觉自愿的事情，任何别人都不能替代。当年是否投身革命绝不是“一念之差”所能解释清楚的。这个历史经验，对于今人来讲，同样是值得每个人认真思考的课题。

    当然，从抓住机遇这个角度去理解“一念之差”，也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常言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据社会学家研究，一个人一生难得有几次重大机遇。“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容国团这句名言，揭示了一个客观真理。七先烈当年正是抓住了抗日救国这个大的机遇，拼将性命搏了一把，才有了后来的光荣历史，也使后人永远记住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