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家试图引起外界注意的企业或公司，越来越需要一位称职的市场媒介主管，确切地说，他们越来越需要出位、勇敢并且工作富有成效地市场媒介主管。有鉴于此，这些企业或公司会在招聘启事中为其职责做出如下描述：“负责各种新闻稿件的撰写及在相关媒体的发放及传播监控，负责相关材料的撰写及编辑；负责媒体资源的开发和维护；拓展重点媒体的合作关系；负责媒体联络、沟通；负责行业动态及竞争对手的资料分析，提供市场趋势、需求变化等的准确信息。”

    我们首先把上述看似简单，其实要命的职责要求放在一边，看看我的一位高中同学的女友在首次同媒体从业人员打交道时所面临的难题吧。她是一家城堡酒店的一位秘书，她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大，可能鉴于这种原因，她被经理点名临时负责一次文化展的媒体协调工作；她不清楚该同那些记者们打交道，但是她只得硬着头皮去努力完成那些令人恐惧的任务。她很不幸，因为被点名负责媒体协调工作到文化展的如期举办，这其中的准备时间实在是太仓促了。不要说和媒体打交道，其实，和任何一个组织、机构或公司打交道，都非常忌讳临时抱佛脚，关系要依靠平时的积累。她在仓促中和北京的每一家新闻机构进行联系，她希望他们都来捧场，更希望每个前来采访的记者在拿到红包后都能保证发稿或者发片。她很细致地打听有关红包的各种技巧，电视台的，报纸的，杂志的，还有网站的，他们所处的行业不同，红包的数额应该是有区分的。即使同是报纸的，名气大的报纸或名气一般的报纸，记者所拿红包的金额都应该是有区分的。在实际操作中，可能是担心记者们会相互打听红包的数额，那些企业或公司会进行一刀切，凡是来捧场采访的记者，都会拿到数额相同的红包。

    致力于扩大影响的企业或公司，应该并不在意给予记者们的那一笔现金，这都是业内的明规矩。他们唯一的期盼，和那位高中同学的女友的愿望一样，就是希望砸出去的钱能在报刊和电视上能有个响声。但是，他们也吃过很多“暗亏”，钱是花出去了，却迟迟看不到活动的消息见报，见刊，以及在电视中播放。这种情况不能怪罪拿了红包的记者们，真实情况是，这些得了好处的记者比那些企业或公司更愿意发稿。一旦活动的消息稿得到刊发或播发了，这些记者们会在企业或公司那儿形成了讲究诚信的印象，下回有活动，更会慷慨地邀请曾帮助企业进行宣传的记者们参加。这样一来，记者们的红包收入便会趋向于稳定。记者把稿件写出来后，通常情况下，编辑会上稿，但是在部门主任那儿，在签片老总那儿，这种明显而缺乏严肃新闻意义的关系稿会被拿下来，不准见报、见刊或播发。所以，从事媒体协调任务的工作人员永远不要期望那些拿了红包的记者会达到企业或公司的愿望，但是那份钱又不能不花，不支出这笔钱的风险更大。

    那天的开幕式还算不错，尤其是自助餐做得相当耗费心思，八成熟的牛排，芙蓉虾仁，还有香槟和红酒，让整个气氛透着城堡贵族的味道。不过，也有记者在返程的大巴车上抱怨，在周围是乡村原野的环境中，那一座城堡显得很突兀，凭空就出现了那一座城堡。我的那位高中同学的女友心中也有不快，一家不知名的网站来了两名工作人员，领走了两份礼包，其中有一位是拄着双拐的残疾人。我知道她并不是从心底抵触残疾人，而是那种氛围，她不知道那位残疾人是来干什么的。我个人觉得，这种情况必须好好总结，为什么还有记者是带着自己女朋友来参加，多领走一份礼物，成本控制从何说起！总得来说，她首次做媒体协调工作，能有这样得表现，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

    在那辆返程的大巴车上，我听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新京报一位跑旅游口的记者和新华社两位女记者相互交谈，其中有一位自称姓“戴”。这位姓戴的记者问，你知道龚峻岭吗？新京报那位跑旅游口的记者说，不清楚，我们向来不耻于地球周刊的编译稿。他还说，他在部门里已有两年了，看着本部门的人走了一拨又一拨。戴姓记者说，是不是那次风波之后，走了很多中层？另外一位新华社记者说，是不是有高层因贪污被解职。那位新京报记者解释说，这和贪污没关系，南方报业这几年就被整得七零八落的。我想问，人的嘴巴是否可以无限大，大得如同村里的粪缸！（沙里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