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于我而言，是一场痛苦的回忆。

那是在1980年，16岁的我在盐城伍佑中学毕业。

然而高考尚未进行，老师就告诉我，你无法上大学。不是因为你的成绩，而且是因为你的身体。

这真是个噩梦。尤其是对一个农村的孩子，对一个品学兼优的农村孩子。然而，我还是参加了高考，成绩仍然达到了本一的分数线，但结局中是一样的：没有被录取！

这是《生命的张力》中记述的一段文字——

1978年9月，他考取了盐城市伍佑中学，成为“文革”后盐城第一届尖子班的学生。那时的伍佑中学，有一批“文革”下放的老师，知识渊博，又诲人不倦，他是多么饥渴而且贪馋地游弋于百花丛中，吸饮知识的玉液琼浆。“没钱买书，也买不到书，看到一本好资料，三位同学用复写纸躲在被窝里抄。他的成绩实在太好了，数学、物理、语文在全校、在盐城，都位列三甲，名列前茅，几乎没人能赶上他。”同窗好友王龙玉钦佩地说。

1980年夏，似乎是一个停电的季节，韦桂华始终没有按响大学校门的门铃。提到这，李老端起茶杯，深深地呷起一口茶，沉吟了片刻说，“人们可以轻轻悄悄地说一句，‘大学无门，脚下有路。’可对于一个品学兼优而且高考成绩出众青春年少的韦桂华来说，这是一种怎么的人生打击，是可以想象的。”

因为残疾，大学梦碎了，城市梦碎了。同学们一个个地飞走了，飞远了，长空里他成了一只孤雁，形单影只，孤苦伶仃。孤零的、无助的他，静静地坐在生他养他的小河边，从日出到日落，从日落到日出，没有痛哭，没有流泪，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空，他就这么静静地坐着、坐着，究竟坐了多少天，他自己也记不清楚。

我的高二语 文老师叫施卓峰，来自广州，学识淳厚，风范儒雅，有一手漂亮的书法，时任盐城市民盟秘书长，他无法接受我的“落榜”，八方奔走，提案呼吁，始终未能如愿。2002年我的第二部专著《品牌胜典》出版，我在后记提到了心目中两份贵重的东西：其一便是我的语文老师施卓峰为我写的那份提案。欣慰的是，2000年春夏之际，在分别了近20年后，我如愿见到了施卓峰老师，在一间并不算大的卧室里。老师为我煮了一杯咖啡，便坐到与我相对的沙发上，侃侃而谈。老师虽已年过七旬，但谈笑风生，记忆惊人，将一个个同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浓缩于我的眼前。

然而，当我提起那份提案，老师却颇为震惊地问道：“有这回事？记不得了，记不得了。”他倍加关心的，是我离开学校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那怕很短的一段时间跳跃，那怕一个细微的细节简述，他都会重新追问起来。这时，我分明看到了老师眼中闪烁的泪花。

“生活，对你太残酷了，但你生活得很精彩。”老师又为我煮了一杯咖啡。

毕业4年后，伍佑中学的学习只要提到我，他们都会知道，因为那是我的老师告诉他们的。去年10多位高中同学聚会，数学老师陈宗遂对同学们说，我从教30年，有无数的学生，有清华、有北大的，但我最得意的学生有两位，其一便是韦桂华，你们可不要有意见。

身体打败了我的成绩,即便我的数学、物理、语文是同学中最出类拔萃。这就是我的高考，一道痛苦的高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