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词中衰的文化成因。明词中衰，自明代已开始讨论，然或身在局中，或以讹传讹，或以果为因，或似是而非，皆未能对此问题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本书以文化学和历史学的视角观照这一现象，从文体自身的发展规律、明代俗文化崛起加速雅文化的衰颓与变异、词体地位的下降、词乐的失传等四个方面立论，可说较全面而清晰地寻绎到了明词衰颓的深层脉理，不徒新颖，亦且精当。还值得称道的是，本书既未因研究对象的确立而无原则地拔高其价值，也未因承认其中衰的现象而否定其研究价值，此种平实而严谨的心态是很能体现出学养，尤其是“史识”的。

（二）建构明词史的框架。作为开辟性的词史之撰述，建构一个认知框架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框架的勾勒也将先天式地影响着全书描述水平的高下。本书根据明代社会特点、文化背景之转换、词体自身发展、词坛名家的相对集中等特点将近三百年的明代词流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明词的启幕期：明初词坛——明词的衰蔽期：永乐、成化词坛——明词的中兴期：弘治、嘉靖词坛——明词的衰变期：后期词坛。这一划分法得力于对紊乱繁杂文献的深入体味和辨析，从而显得简洁、明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均满足了建构词史框架之要求，也契合了明词发展之实际流程。书中具体论述井然有序，娓娓道来，使人读之如饮醇醪，这种效果与作者高屋建瓴的框架把握是分割不开的。

（三）关于明词曲化的认识。明词曲化同样是进入明词史撰述一道不可绕过的门槛，对此一问题，过去的“主流”认识一般都是简单地当作明词衰蔽的表征加以指斥，其实究竟“明词如何曲化”还往往语焉不详。作者首先列引大量文献，指出：“明词的曲化，在理论与创作两个层面都表现得非常突出”（第14页）。在理论上，词曲概念不清；在创作实践中则词曲相乱，混淆本色。然而，如何评价？作者一方面指出，就文体演进规律而言，“以曲为词”造成词的“体制不纯”并未妨害词体本身之进步，甚至不妨以“出格”为别致，为革故鼎新之道。同时，惩于明人在实践中的诸多失误，作者又谨慎地申明：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以曲为词“不可无视规范，厮踢蛮做”，“相对于这个虚拟而实存的度来说，过则为缺点，不过则为特色”（第17页）。如此认识既见出精警，亦见出周延。

（四）对明代词学理论与女性词人群体的关注。对明代词学，前贤颇多关注，故作者本于“详他人所略，略他人所详”之思路，多拣择一己独得之见而言之，如沈谦《词韵略》之争、万惟檀《诗余图谱》等。作者特别指出，“在研究明词史的过程中，已辑出明人所作词集序跋一百六十余篇，散见于明人文集、诗话中的词话六百余条”、“如果把这些散见的论词文字汇成一编，当成数十万字的巨帙。目前一般人所看到、提到的明代论词文字，不过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而已”（第343页）。这无疑是词学理论文献搜集的大事。承张仲谋教授告知，他已申请国家古委会古籍整理项目“明词资料汇编”获准，我们对明代词学资料的全面问世不胜期待。

对明代女性词人，学界也已予以较多关注，山东师大邓红梅教授《女性词史》中即有很精采的描述。与本书的整体框架相适应，作者乃别辟蹊径，将其放在明代文化的演进背景下、也放在明词整体衰蔽的大背景下加以分析，特别关注其地域特征、家族特征及词人个体生态与创作之关系，所论凿然有见，自可成一家之言，因而亦是本书中特别的“亮点”。如对沈宜修、叶小鸾等的论述即中肯简洁，颇堪信服。

此外，本书简约清妙的语体风格也值得一提。书评而谈语体风格似不合体例，然而习见那种温吞水似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白话语体，或玄远朦胧、不知所云的“拟西方”语体之后，再读到张仲谋教授此类文字，常有故交久别，长叙契阔之感：

潘炳孚厄于科场，英年早逝，颇似李长吉。其致力于诗词创作，戛戛独造，句法意象，迥不犹人，与长吉亦复相似。其词无论长篇短章，大都古雅峭拔，或有生涩生硬处，则火候未臻化境，而绝不染晚明俚俗率意之病。（第242页）

陈子龙令词，几于无篇不佳。高者抗衡北宋诸名家，下者于明词中亦为上品。求全责备，惟沉至之思未足耳。相形之下，其长调数量既少，亦不如小令首尾完足，精光四射。（第300页）

实则此类清简风格，在老辈学者笔下并不难寻得，盖浸淫旧学既深而不觉形于言者。然而今人之罕用此种语体固全非旧学根祗深浅之故，也不乏旧式文学批评往往表现为所谓“感觉有余而理性不足”的原因。这里面横亘的说到底还是一个理念问题。可是这又岂是轻视古典批评话语之藉口？文学本是“人学”，没有对创作主体及其作品“神交冥漠”的体味与把握，缺乏那种锐敏的“感觉”，则一切“科学”、“理性”的量度将从何说起？“感觉”既不可少，此类与“感觉”密迩不可分的美文也即有大行其道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