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有责任承担健康教育经费

    我很少专门研究环保与疾病，这是我工作上的一个缺陷！最近记者说一定要我谈一下环保与疾病的问题，勉为其难，我还是答应了。在交谈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确实引起我的很多思考！环保是关系到千秋万代、子子孙孙的大事，现在抓，总比无动于衷好；抓紧一点，总比敷衍了事好！

南都周刊：最近，钟南山院士在某次讨论会上的“黑肺说”引发热议，您认为他的说法是形象而可信还是夸大其词、危言耸听？

廖新波：钟南山院士这么说，我相信他是依据临床经验而发出的感慨和警醒，我也是搞病理出身的，我认为是真实可信的，他的说法的确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比我们平时干巴巴的数据更加能够贴近老百姓生活，让每个人都知道，环境问题尤其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空气污染问题，与每个人密切相关，希望我们能够正视它。

南都周刊：那么，您认为目前空气污染的状况，比如说几乎让每个50岁以上的广州人的肺都是“黑”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否已经非常严重？

廖新波：是已经非常严重了，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了，我们的环境保护和我们的经济发展，实际上一直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环境保护是滞后的。去年18个部委颁布了《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卫生部门也是才参与这个行动计划的部门之一，但是，作为卫生部门来讲，我们的职责只是预防和治病，而治理和控制污染问题，要靠政府的其他部门和党政领导、环保部门和全社会协调来进行。

南都周刊：早在2000年，国家也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但是为什么还是不见改善而日益恶化呢，有关法制、行动计划的制定，为什么没能阻止环境趋于恶化的步伐？有人说这是中国崛起的代价。

廖新波：几十年前，我们还曾经嘲笑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代价太沉重，今天，就轮到我们自己面对这个问题了，而且有过而无不及。可以说，这些计划真正能够实施的很少很少，并没有落到实处。治理和控制污染问题，这个过程显得非常缓慢。我们说治理珠江，也说了很多年。

南都周刊：您认为导致对环境问题的忽视以及相应行动的缓慢，最核心的症结在哪里？

廖新波：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执政观念，尤其是政绩观没有改变，追求GDP的高速发展。过去我们在东莞搞“三来一补”，几乎什么企业都可以进来，现在开始注意到工业对环境的严重威胁，又把密集型企业外迁，迁去西部，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恶性循环，以后西部环境受到污染怎么办？

我们在说到疾病的预防时有这样的一个效益分析，今天用10元搞预防，将来将少100元的治疗支出，在搞环保是否这样呢？我想，可能节省的支出更多！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不愿意动花这个钱呢？这可能和我们的财政预算的立法与否有关，与“在任”政府的政绩有关，“本界”政府要搞一两件政绩，所以极有可能使有的官员不愿意投入这个钱搞环保和搞疾病预防。他觉得投了钱也是下届乃至下下届政府得的好处，而对他这届这是一笔不划算的投入，比如想启动什么项目，建高速公路什么的，那么就压缩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压缩医疗卫生的投入。

南都周刊：作为卫生部门，卫生厅在空气污染这个问题上能做什么？目前卫生部门在相关问题上的投入是多少？

廖新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健康教育，让市民有相关的卫生常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健康损害。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6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球接近1/4的疾病由可以避免的环境暴露引起。每年超过1300万的超额死亡归因于可预防的环境因素。在最不发达地区，接近1/3的死亡和疾病归因于环境问题。

这就是说，环境问题导致的疾病已经成为一个头号杀手，引发的问题不仅仅是慢阻肺、肺癌等等呼吸系统疾病，还有其他很多健康问题也源于环境污染，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等等，比如不孕不育、胎儿畸形的比例逐年上升，这也和环境问题密切相关。

   但是目前来讲，一方面公民的环保意识不够，一方面政府在健康教育方面的投入极少，少到了几乎没有。比如香港的健康教育就是由政府来做的，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投入的比例也很高。我曾经作为医疗代表团考察了香港医管局，在他们的大堂里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健康教育中心，里面有各种健康教育课程、宣传单张、简单的健康检查设备，就像是一个展览馆一样，我们的健康教育应该学习香港的做法，借鉴他们经验。只要你留心看一看，香港的健康教育资料全部是香港医院管理局负责印制的，而我们的则多是医院自己的经费印制的，所以，医院也承担了政府的责任，这种做法是好还是不好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建立健康教育基地应该是值得考虑的。我们各区甚至个社区是否也有政府主办一个健康教育基地呢？

    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和发展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同时最大限度的吸引各界社会力量参与。2003年非典肆虐后成立的“香港健康教育疾病预防中心”在香港医院管理局和卫生署大力支持下开展工作,其基本经费由医院管理局拨款,有充分保障。同时香港政府对慈善赞助实行了较内地更为简便的手续,使“健教中心”能得到大量捐款。还有,“健教中心”的义工招募制度,吸引了不少专业医务工作者和其他界别人

士,通过义务为健康教育服务以获取知识,培养社会责任感。

南都周刊：您说的这个是疾病预防的机制，当然最理想的状态就是防范于未然，但是目前有资料显示，据2006年的统计，中国每年因城市大气污染而造成的呼吸系统门诊病例35万人，急诊病例680万人，有人提出来，对于这些病人，我们能否有相应的补助？

廖新波：这恐怕就很难了！因为这些疾病很难清晰地界定发病因素，总不能今天钟南山院士说慢阻肺是由于空气污染问题导致的，我们就免费治疗慢阻肺，明天又有哪个医生院士说不孕不育也是空气污染造成的，我们又免费治疗，这不好操作，不可行。

南都周刊：这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民众为自己的健康买单了！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又不完善，个人支付医疗费用仍是一笔巨大的投入。

廖新波：这就看我们要把钱花到哪里去了，所以我认为应该严格规定医疗卫生投入的比例不低于一个比例，有一个明确的限制，现在我们的投入显然是太低了。另外，老百姓也要改变自己的投保观念，积极参加医疗保险，有的人说我没病参加医疗保险不是白白浪费钱吗？这就是观念的问题，买保险是为了生病吗？当然不是。另外公民自觉的环保意识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要暴殄天物，不要浪费！

南都周刊：观念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也不可否认还有大量挣扎在贫困线下的群体，他们连生存都成为问题，要让他们有环保的意识，有防范危机投保的意识，恐怕是挺难的。

廖新波：恰恰是生存困难才要考虑环保问题，我们要考虑千秋万代子孙的幸福，要考虑可持续的发展，当然，我认为这个问题更多的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南都周刊：但目前中国不仅对国内环境污染及其对健康产生影响的底数和状况不清，而且在环境与健康工作的管理能力和水平上存在很大不足。卫生部和环保总局等部门在环境健康问题上甚至缺乏沟通。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2006年举行的全国第一次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上就直言，环保局管污染，卫生部管癌症，但污染和癌症两者之间的研究却是空白，这方面的统计协调机制远远没有到位。

廖新波：是的，这些问题恰恰是我们目前工作的难点所在，所以国家才联合18部委发布了《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这是一项去年才启动的计划，可想而知，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希望通过多部门的联合协作，对公共健康损害事件中的环境因素予以调查，形成科学严谨、积极有效的环境健康调查工作机制，构筑环境健康损害的预防、预警、应急体系，同时开展主要环境污染物人体内暴露水平

和所致健康危害流行病学调查，系统掌握我国人群体内环境污染负荷基础数据和健康危害种类、成因、地区分布等实际状况，为开展健康损害防治研究以及环境与健康风险预警奠定基础。对广州以及全省各个城市的大气污染状况致病的情况，我们也在进行调查研究，也希望和环保部门联合起来做专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