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要外出，想起两件往事，都和基金经理有关，都在外地。

2004年春，山东的气温在15度左右，上海的指数在1700左右（很多朋友会记得的），总之人和大盘都懒洋洋的。和三位参加股东大会的基金经理在济南巧遇。

那时德隆系事发不过一周，宏观调控半月有余。其他按下不表单说归途。

两位直接去了深圳（包括一位围棋业余六段那水平我的天哪），在机场话别，另一位和我同机返京（未得授权姑隐其名）。

想来也是价值投资的话题已经说尽而且舷窗外又看不见大树，加之我对市场担忧日增，我随口叨咕了一句：天知道大盘有何隐忧。

那位一向寡言的基金经理侧过头来，抄起嘴就说：“现在，就现在！大盘就有可能下跌百分之三十！”

语气不是相当肯定，而是绝对肯定。

事后大家知道，他说的不完全对。

因为大盘从那时起下跌了百分之四十。

此其一。(无意做任何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