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执着而感性的台湾戏剧人。从电视谐星转身后，而立之年的他在台湾创立屏风表演班，磕磕绊绊经营25年。这些年中，他创作了30部戏剧，身兼编剧、导演、演员和剧团负责人，在并不乐观的台湾戏剧业环境下“闷着头”，“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三人行不行》是李国修在1987年原创编导的一部舞台剧，历时24年演绎，这部剧堪称台湾喜剧作品中的经典。全剧由五个片段组成，两男一女的三人组合，分饰30多个角色，轮番呈献城市中慌乱疏离的人际关系。

从小生长在台湾的李国修能讲一口流利的山东话，从父母那里，他继承了对故乡深深的眷恋与乡愁。在山东省莱阳县的一个小村庄里，他见到了一大家子从未谋面的亲人，在辈分突然变成爷爷、曾爷爷的时候，他“来不及哭，来不及感伤，来不及感动，一切事情都来不及，因为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父母给了我生命，让我做剧场，让我在戏剧里面寻找人生中的自己，此刻我怀着感恩的心，怀着虔诚的心，我要回到他们的过去，即便我不在历史现场，我相信我会看见，用这样的信念我创作这个作品——《女儿红》，我把母亲一生的颠沛流离写在戏台上。世界上唯有子女的荣耀能使父母的生命发光。走了这么多年的剧场，我觉得问心无愧，我对得起我的亲人，对得起我的父母，我以我是李家人而骄傲，我用作品照亮了父母的生命。这条路很漫长，我还在一直走，它的尽头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很坚持，我很执着，我依然会用我父亲那句话鼓励我自己，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了。”

《三人行不行》

许戈辉：这部戏的名字非常有意思，中国的古话有“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个和尚没水喝”，所以“三”是很能做文章的。

李国修：其实它的灵感就来自于“三个和尚没水喝”，好像三个中国人凑在一块就是不行。我当时在设计这个创作的时候，就是想让三个演员来演一个高难度的喜剧，讲三个人其实“很行”。这个剧严格说来没有故事，因为我们做的是实验剧场，实验剧场有四个精神：第一脱离一切戏剧形式，第二表达新的戏剧方法，第三过程大于结果，第四要尽兴。这四个精神告诉我们，到剧场不一定要讲故事，我就是把五个小品串在一起，让三个演员饰演这五段里面的三十个角色。

许戈辉：这就是这部戏的最大卖点，也是最大的难点，三个人饰演三十个角色，名副其实的以一当十。据说戏里有三百个爆笑点，一部戏我们按两个小时来计算的话，平均一分钟笑两三次？

李国修：真是差不多，一分钟至少笑两三次。当初原创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时的想象力那么疯狂。

许戈辉：这三个演员怎样变换角色，换服装吗？

李国修：这个问题提得好，这样快速变换角色的过程，换服装来不及，我们用小道具。比如说饰演警察就加顶帽子，饰演目击者的时候就把帽子摘掉，身上也会拉出一块有字的布提示给观众他此时的身份。在道具改变之后，就是看演员的表演功力。他把两个角色表演得完全分开来，观众能一看就知道，他这时候是谁，那时候是谁，完全没有误解。实际上观众在现场不但是笑声连连，而且是掌声连连，这是很成功的一个喜剧。我们在台湾原创是1987年，很多观众都没这个戏老，它的内容、形式、想象力到现在也没有时代的距离。观众看的时候不会觉得它是个老戏，它是以一种很新的非常现代的节奏在进行。

许戈辉：您强调这部戏没有时代的落差，那它有没有文化的差异呢，比如说台湾和大陆之间。

李国修：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去年有在北京小剧场演出，今年也在上海参加了邀请演出。尤其在北京演的时候，有个场次观众起立鼓掌，一部小戏观众看得非常喜悦感动而起立鼓掌，这已经是很大的成功。因为观众很包容，他们享受戏里面荒谬的喜剧趣味，文化里的差异并不构成幽默上的距离，所以这部戏在上海、北京都很受欢迎。

许戈辉：听您这么说我觉得看这部戏一定很过瘾。但我相信在观众过瘾的背后，应该是您创作的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

李国修：非常不容易。一般来讲喜剧跟悲剧是一线之隔，你其实非常了解我们创作者，做喜剧难，尤其在创作阶段非常地煎熬。你在逗乐别人之前，要先让这个荒谬情景建立。比如我的脑子里出现了画面，一个人自己打自己会是什么样子，我就拿鞋子打自己，再喊哎呀你别打我别打我，想象自己分裂成两个。创作都是从这样的画面开始，再往故事里走。这就是创造出来的东西，难在你的想象到底是什么，它来自于生活，但又不在生活中。

许戈辉：有没有过才思枯竭，想不出来、做不下去的时候？

李国修：曾经有过。30岁的时候我做电视喜剧谐星，然后做编剧、做导演，写了很多短剧，绞尽脑汁，结果做了半年我受不了了，我崩溃了，我觉得没点子了，我的脑袋里出现一个大匾额，匾额上写了四个字“江郎才尽”，当时是这样的一种危机。后来我到纽约去旅行，到东京去看戏，花了半年时间看了很多剧之后，我开始得到一种体会，想象其实是无穷尽的，只有自我封闭会让自己裹足不前。所以我出去游玩之后回来告诉自己，人永远没有江郎才尽的时候，那怎样解决自己所谓创作上的枯竭呢，很简单，出去走一走，就这么简单，出去走走，出去看一看。

成长·传承·墓志铭

许戈辉：您当时选择做戏剧的时候，应该说您做电视谐星也是如日中天，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戏剧毕竟是更小众的。

李国修：对，其实26岁我就在台湾家喻户晓了，但我才做了4年就做不下去了。我觉得电视是速食文化，很多东西做起来就是快速快速跑，我的精力完全被消耗掉了。我形容自己是一管牙膏，这管牙膏挤完了是什么呢，是空的牙膏管，空牙膏管的命运是什么，丢垃圾筒。我心里太悲观了，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快被榨干的牙膏管，那时候我就决定激流勇退，再多的绚烂我都不要了。

许戈辉：您知道您这样的人在我们北京话里叫什么吗？拧巴。就说这个人他内心很纠结，明明在这做得挺好的，做喜剧演员做那么好，还不快乐，内心还很痛苦。

李国修：对，重点出来了，就是这句话，我不快乐。我觉得我的人生如果只是这样，这不是我要的。所以我在满30岁的时候出去游学，6个月时间看了超过60出戏。看经典名剧，看了以后感动得泪流满面，我才意识到，我找到了我的最爱，我知道自己要什么了，所以回到台湾之后我决定要做剧场，1986年10月6号创立了屏风表演班，这一走就走了25年。

许戈辉：为什么叫屏风？

李国修：其实我本身是蛮中国的，而且非常保守，我用屏风那个写意的意思，你想象在一个大厅堂，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儿女私情都是在厅堂进行的，厅堂的背后一定有一扇屏风，请注意屏风后面躲了一个人，这个人看着大厅所进行的事情，他看见也听见了。我用这个意境来讲，观众是躲在屏风后面的人，他看着舞台上发生的事，他会思考，所以我们叫屏风。

许戈辉：有了屏风表演班你快乐起来了吗？

李国修：我开始真正快乐。在这种快乐中，我开始不断创作，这25年我们发表了超过40个作品，李国修创作了30个，我们坚持原创。在这25年当中我们两岸三地的累计观赏超过130万人次，演出场次超过1540场。我常常说我是一个不为观众写剧本的编剧，因为如果为观众写剧本，那是哗众取宠，是取悦观众。我的舞台创作、我要写的，是我所认识的、所经历的生命的故事，是台湾人、台湾事、台湾情，我的素材来自于我脚踩的这片土地，它是取之不尽、源源不绝的。你看我这25年当中很多代表性的作品，像《京戏启示录》，就是写我父亲的一部剧。我父亲是做戏鞋的，因为他的关系从小我就跟梨园行有所接触，我通过这部戏写我跟父亲之间的情感，是戏中戏中戏，非常动人。这部戏是反映人生的，在我的人生阅历当中是一个真实事件。在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我跟我爸说，爸，你做了一辈子的戏鞋也没有发过财，你干嘛不改行？我爸用山东话跟我说，你爹我打16岁做学徒到今天，就靠这双手养活这一家子，你们五个孩子，哪一个少吃了一顿饭，少穿了一件衣裳，我改什么行，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了。这是我14岁的时候跟我父亲的一段对话，然后这话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面：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了。

许戈辉：这样的话真的很震撼，很有哲理。

李国修：我父亲其实只上过两年私塾，他说不出什么人生大道理，可是当时我把这句话刻在我心里，我发现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都是他给我的影响。人做事情就是认真、负责、执着、坚持，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我就把它改编成我的戏剧，这个故事显现的是父子之间的一种传承，一种精神的意义。类似这样的作品，观众接受的是感动，我觉得这就是所谓屏风作品的一个特质。我在透过舞台呈现生命的故事，而这样的生命故事其实跟每个人的成长背景轮廓都有一些相似，每个观众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但是戏如人生，还是人生如戏，都有一些交叉点，有一些很相近的部分。

许戈辉：我也知道，您做屏风也有很苦的时候对不对？

李国修：对，2001年台湾整个经济停滞了，我的戏票房很惨，只有一成的观众，我们宣布停演退票，有一部分观众把钱捐给我们，那是很感人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确做得很辛苦。有一句话这样说，话剧这个行业，先于百业衰、后于百业兴。各行业衰败它是第一个衰败的，各行业发财的话它是最后才发财的，所以它的票房可以算是一个社会经济的温度计。你看25年我平平淡淡地做屏风，不管我刚才说出多么风光的数字，有130万人次看过屏风表演班，其实我活在台湾只求三件事，是我最卑微的祈求，一求温饱、二求安定、三求传承。所谓温饱就是吃饱喝足就可以了，我穿衣服也不讲究品牌，只要有布就好了。安定就是生活安定、工作安定、家里安定、朋友的友情和事业的安定。传承是生命传承、思想传承或者信仰传承。就求这三样。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剧本写得太烂，就很沮丧，但后来我对自己说，我一辈子都在不断地创作失败的作品，而在失败中持续不断地创作，是为了寻找生活中的自由与美。

许戈辉：我知道您在屏风十周年的时候，还给自己写过一个墓志铭。

李国修：是，那个墓志铭是我诚恳地、善意地面对自己、面对人生的努力。我在成立屏风之后立下了两个愿望，第一是要成立屏风表演班两百人的全职专业剧团，第二是希望能够盖一个屏风表演班专属的表演剧场，这个剧场的观众席超过一千五百个座位。多年以后我觉得这两个愿望距离我太遥远了。因为你看我努力了十年，当时在台湾屏风班只有十几个全职的，所以我就有一点点悲观，一点点沮丧，有一天夜里写剧本之前先写下了墓志铭。大概写的是说这里躺着一个小老头，终其一生没有办法实现他生前的两个愿望，后面的人要继续追寻这脚步，要朝这个理想迈进。当然这样的一个墓志铭对我来讲是一种激励和鼓舞，而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梦一定要一直做下去，不管什么时候能实现。我们刚才谈传承嘛，一定会有接棒的人，而接棒的人会让它完成。

许戈辉：我们看一下台湾社会的戏剧现状，您在台湾做戏剧已经被称作泰斗级的人物，已经很成功了，为什么这样的愿望仍然不能实现？

李国修：这个问题其实蛮尖锐的，我只要说一个事实，屏风表演班的创立地点在台北，台北市在这25年当中从来没有新建一座新的剧场，这个够不够尖锐？这个够尖锐了，而且很荒谬。也就是说那个小岛呢，不管是老百姓，还是上面，大家热衷的是政治，没有人再顾念文化。这几年我非常羡慕内地，上海、北京剧场此起彼落，这边盖一个，那边盖一个，上海三年就要盖多少多少剧场，我好羡慕，台北没有动静，无声无息。台湾的屏风表演班或是其他剧团，是有戏但没有场地演出。所以对我来说，大环境是消极的，但自己做戏剧是要积极的，所以我们常常透过作品谈自己的人生志向。比如说《京戏启示录》，有一个过程是戏班子梁老板要解散戏班子，做戏鞋的李师傅劝他不要解散，梁老板说，我对大环境失望，李师傅说，你要去做才能改善环境。我是透过剧本的主人公来说出李国修心里要说的话，这句话就是，你要去做才能改善环境。所以这25年来我就是愚公，我坚持要达成两个梦想，所以我一直闷着头在做剧场，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

许戈辉：从李国修的话剧，人们能得到什么，这是当年有一个花五百块钱买票的妇人问您的问题，对吗？

李国修：那是在1988年1月27号，那天七点半开演，票房不好，我拿着宣传单在门口散发着传单，一个妇人经过了，我说麻烦你来看话剧，她说什么叫话剧，我说就舞台上演出戏剧就叫话剧啊，她说不要钱吗，我说要买票，台币一张五百块。她说哎呦五百块，我花五百块得到什么，她问了这句话。我是一个很会反省自己的人，这句话没有伤害我，但是我这个胸口被重重捶了一拳。的确，这句话把我打醒了，对啊，观众为什么要花五百块呢？他得到了什么呢？这句话让我思考了半年，你有什么魅力吸引观众？其实观众本身有人生态度的选择，包括看戏也是一个选择，我那时意识到戏剧到底是怎么回事。简单说戏剧反映人生，戏剧浓缩人生，所以我利用这样一个舞台反映我所看见的人生。慢慢到后来，我发现好的戏剧作品应该包含四个精神，第一，对于人性现象的呈现及反省；第二，对于人性的批判或赞扬；第三，对于人性的挖掘及程度；第四，技巧与形式的讲究。屏风作品历久弥新，很多人喜欢看，表面上我很讲技巧形式，可是空有技巧形式，剧本空洞无误是不对的。所以我在乎的是透过技巧形式包装之外，我到底给了观众一个什么故事。后来我发现，我给的是生命故事，生命里面的快乐与忧伤，或者成功与失败。

许戈辉：我要追问一句，您刚才说要讲究技巧和形式，可是您也说过《三人行不行》在某种程度上是抛弃了一切形式，这怎么理解？

李国修：我们讲20岁的你，跟30岁的你有什么差别，30岁跟40岁有什么差别，我觉得应该用这两个字来解释，成长。所以《三人行不行》，它是我早年草创的时候，用一种所谓的实验精神在创作，对我来讲当时是出生牛犊不畏虎，我的想象是乱飞的，飞到现在也可以这样说，江湖走老了，胆子走小了，走到后来，我觉得不能再这样胡作非为，我太疯狂的想象力有时候要收敛一点，所以后来调整到我把所谓的内在、人文精神，加强加重。当一个艺术作品加深人文之后呢，它的娱乐性会降低，喜剧性会减少，过去的《三人行不行》是疲于奔命地在玩点子，玩想象力，后来比较人文性的作为，就有一些篇幅在琢磨人的灵魂与思想，包含它的精神，也是这个故事动人的精华。其实它是一种成长，成长过程中我觉得慢慢会走出自己的特色。

许戈辉：您的这些话让我回想起采访过的一些其他的艺术家，似乎他们都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经历在告诉我类似的道理，就是一种成长的过程，一种境界的改变。最开始肯定是锋芒毕露的、有锐气的、有想象力的，然后渐渐发现，应该有所敬畏，那么多大师在前面，是有定规的，然后慢慢再走，又能够抛弃这一面，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心里很淡定，不再受形式上的约束。

李国修：没错没错，这就是大家的所见略同，而且异曲同工。我个人认为，人生是一段不断寻找自我的旅程，所谓寻找自我，就是其实我们在每个阶段都在问自己，每个阶段都在寻找自己，到底我在做什么，我做的这些和这个社会有什么关系，我能够对社会提供什么样的看法和贡献，这样不断地在问自己。所以其实人一直在成长，成长自己的智慧。

许戈辉：我记得一个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学是什么，没了它你一定能生活，但是有了它你一定生活得更好。

李国修：是，说得太好了。

许戈辉：我觉得戏剧也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谁都可以一辈子没有它活得好好的，但是你有了它，你完全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丰富的世界里。

李国修：是是，您说得太好了。

许戈辉：可是，戏剧家给观众带来启示和愉悦，自己干的却是呕心沥血的苦活，这是个一辈子痛苦的选择。

李国修：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因为它毕竟走到现在还算是小众，的确是小众。在1986年创立屏风表演班之后，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坚持原创。我刚才也讲了，我常常做失败的作品，可人每天都在面对失败，哪一个人生活是完美的，一天没有说错一个字，没有走错一条路，那都是失败吗？所以不要害怕失败，重点是你要自己有勇气面对自己。我跟太太王月常常这样比喻，我说她很伟大，我们共组一个家庭，她生了两个孩子，这件事情我做不到，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做到了，我在屏风的25年写了30个剧本，这30个剧本就是我生的孩子。你问我爱哪一个，最爱哪一个，我哪一个都爱，每个作品都是我的骨肉，我就是这样看待我自己的。

戈辉手记：

和李国修长谈之后发现，和他戏剧同样有冲击力的，是他的戏剧人生。这位喜剧大师回忆父母时操起山东话，地道的方言和夸张的动作原本应该引人发笑，不想却让我心生酸楚、眼泛泪光。说着说着，他自己忽然也泪如泉涌，我们都哽咽，就那么面对面坐着，静静地，任思绪和情感流淌。

本期节目播出时间：

8月7日（周日）20:30首播

8月8日（周一）13:25重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