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东京审判》让观众认识了导演高群书。这位曾经的警匪片电视剧专业户初次转战电影市场就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之后的《风声》更是让他名声鹊起。如今高群书又马不停蹄地推出新片《西风烈》。这部怎么看都浸染着好莱坞气息的影片被影评人戏称为“山寨片”，但高群书对此并不以为然。他甚至放言，只有学习好莱坞才能救中国电影。他追逐的目标并非票房，而是把《西风烈》做成中国类型片的先驱，让类型片的土壤更为肥沃。

商业电影尊重主流，给弱者以勇气

    许戈辉：《西风烈》这个名字特别有质感，有你想传递的那种锐气。据说本来定名为《四大名捕》，改名的原因是什么？

    高群书：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公安部发过一个牌匾给甘肃的四个警察，称他们为“四大名捕”。这就是“四大名捕”这个原始片名的由来。因为担心和温瑞安的小说重名才改成《西风烈》。我们拍摄的地方是青藏高原的一个空城，正好是在一个山口。有一天我们到了拍摄景点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我脑子里一下子蹦出来“西风烈”这个词。

    许戈辉：王中磊强调《西风烈》将是一部前所未有的片子,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类型片。

高群书：《西风烈》首先是一个商业片，其次它是个商业类型片，包含警匪、动作和西部三个类型。中国真的不缺能进戛纳的艺术片，就缺类型片。有人说在大陆拍警匪片是很敏感的，我说就看你怎么拍了，警察也就是个职业。我永远用光明的心态去表现所有的职业，这就不会遇到审查问题。

    许戈辉：你说《西风烈》承载了中国电影的希望，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高群书：中国电影需要建立类型片，而这个影片正是把好莱坞类型片和中国现实结合在一起的。电影工业就跟电视台一样，要有针对性，要细分市场。这样总量一定是扩大的，利润率也会稳定。目前中国电影的任务都由电视剧来承担了。电视剧有家庭片、谍战片、古装片等等，这些都是类型片。

    许戈辉：好莱坞大片一直以来在全世界受追捧的最主要原因是，它传递的是给人以希望和美好的主流价值观。

高群书：很多先锋导演不愿意把自己划到主流这一块，他一进入主流就没有先锋姿态了，但是商业片必须站在主流的立场去做。所谓主流就是从政府到老百姓大家都喜欢。好莱坞主流大片所表达的主题一定是公众所希望和认可的。比如英雄主义的电影，开头都是趋向毁灭的，但它最终表达的一定是被拯救的。人类社会总要面临很多困境，我们都期望有一个英雄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做电影就要表达让世界变美好的愿望，让弱者有勇气前行。

    许戈辉：怎样才能在传递美好希望的同时给足硬派的暴力？

高群书：首先我相信这个世界最后是走向平和的，同时我喜欢把人放在极端的状态下。《风声》是把一群人像鳖一样扔到瓮里。在束手待命的情况下，怎么从瓮里跳出来，还要把对方咬死。《西风烈》是大漠这种绝地险境，一群人为了自己的职业和使命展开斗争。装备落后的警察要把逃犯安全地押解回去，遇到两个装备非常好并且非常有经验的杀手。警察所倚仗的都特别简陋，而杀手还配备高智能卫星定位仪。对垒的时候警察处于弱势，屡次被杀手把人质抢走，必须要夺回来。实际上这是考验一个人真正的品性和能力的时候。

    许戈辉：经历过《风声》的大热之后，相信《西风烈》一定要经受无数的检验。

高群书：实际上检验从《东京审判》就开始了。《东京审判》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基本成功的试验，但我经常会看到把我骂得体无完肤的评论。我当时经常说一句话，“我不就拿一千八百万拍了一个大电视剧么”？但是这时候真的感觉电影的关注度太高了，再拍电影的时候认真度都不一样了。在拍《东京审判》的时候，还要应付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制片人逃走，债主堵着北影的大门不让我们进去，连卖盒饭的也来要钱。我想把这个戏拍完，只好自己去承担。这事对我打击挺大的，我想以后绝不拍电影了。后来发现票房不错，政府也给了补助。突然就感觉生命开了一个天窗，又看见太阳出来了。我以前特别怕被人批评，谁说一句不好的，就像猫被踩了尾巴似的跳起来。闻一多有一句话对我启发特别大——“中国有四万万人口，有十几个人骂我没关系，我不在乎”。电影这么高调去宣传造势，一定会招来各种各样的置疑。

最终目的不在票房，要做类型片先驱

    许戈辉：“我是中国最好的商业片导演，还不带‘之一’”，这是真心话还是为了宣传？这个标准是以票房来界定的吗？

高群书：没有一个导演会这么自大。我觉得不能简单地用票房做标准，它肯定是个综合指数。我的票房不仅不是最高的，就连利润比也不是最高的。我的“最好”在于，我尊重商业电影的规律，并且能把商业片的规律和中国的现实完全结合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我是最好的。我不会因为剧本的文学性而忽视它的商业性；我也不会因为它的商业性而忽视这是一个电影。我现在还无法让别人说我是最好的商业片导演，但我自己心里是这么认为的。

    许戈辉：为什么你拍的商业片能够成功？从中总结出了哪些市场运作规律？

高群书：没有秘诀，无非就是要尊重“人”。把拍摄的对象当一个“人”来拍，把观众当一群“人”来看。你一定要让观众相信，他也有可能面临这种境遇，从而达到感情上的共鸣。能让人感动是最大的商业，别的都是皮毛。

    许戈辉：你是国内比较早接触到商业化类型影视作品的。你如何看待很多自称怀揣着文艺梦想最后迫不得已地去拍电视剧的人？

高群书：我是主动堕落的人。我1994年从电视台辞职去做商业电视剧。那时候很多人都以电视剧能在中央台播出为荣，挣不挣钱无所谓。为什么美国电视剧能挣钱，为什么我们就挣不了钱？后来我做了第一个商业片，确实挣钱了，这条路是可行的。都说拍电影是贵族出身，退回来拍电视剧只是为了维持生计。很多作家认为写电视剧是一种堕落，觉得电视剧是快餐。这造成了现在编剧的缺乏。

    许戈辉：在摸索商业运作的过程中有没有碰过壁？

高群书：拍过一部犯罪题材的叫《权利场》，收视率特别不好。这个剧本的文学性特别强，但是实际拍的时候就发现，文学性和电视的叙事方式有很大区别。

    许戈辉：电视剧的投资不会波动特别大，但是电影差别就太大了。大部分观众头脑中只有每年的那几部大片，根本没有中小影片生存的市场。

    高群书：目前中国大片是靠忽悠取胜的，它大制作可以拍大题材，用大演员，宣传效应也大。它是靠这个取胜的，不是说这个片子真就拍得特别好。

    许戈辉：你的言下之意是，票房并不是你们的最终目标？

高群书：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拍一个完美无缺的电影，而是以它开头，证明类型片在中国是可操作的。我不追求票房要多少亿，只要能有利润和比较好的口碑，这就是最大的成功。

许戈辉：如果现在你有足够的资金和足够的时间，你希望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样的？

    高群书：没有票房指标，没有回收任务，这是我的理想状态。我宁愿永远拍《千钧一发》里的小人物，用非职业演员讲述小人物的生存。后来转拍《风声》和《西风烈》，是因为我相信首先得整个市场好了，这种小片才能好。现在中国电影市场是表面繁荣，不是按照规律去发展的。我肯定会回过头去拍这种小片子的。这时候市场也好了，我的影响也够了，起码能保证它有效地回收成本。

    许戈辉：你内心深处的诗人岑寂还没有死，只是被“高群书大导演”这个名号给压住了。

高群书：你总要有一样东西是眩目的，能给你带来往前走的动力。如果我永远是一个小导演的话，解决任何问题都会很难，只有做强做大才能更简单地去解决问题。

本期节目播出时间：

10月24日  （周日） 20：30 首播

10月25日  （周一） 13：25  重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