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 壬子被召，陈端仁给事饮饯席上作

辛弃疾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余既滋兰九畹，以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

赏析：

这是一首感时抚事的答别之作。作者辛弃疾写这首诗的背景是，在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初，辛弃疾出任福建提点刑狱。这年底，他由三山(今福建福州)奉召赴临安，当时正免官家居的陈岘(字端仁)为他设宴饯行，遂慨然而作此词。

作者直接以“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句开篇，描写了作者的感情背景。金朝的入侵，战乱不息，被占区的人民处在金人统治之下，南宋小朝廷非但不图恢复，还迫害主张抗金北伐的人士，包括作者。身为的爱国者的辛弃疾，怎么能不为此感到深切的痛恨呢?

“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一句，合用了两个典故，借此抒发他虽有满腔“长恨”而又无人理解的悲愤，“狂”字，更突出了他不愿趋炎附势、屈从权贵的耿介之情。“滋兰”、“树蕙”、“秋菊”，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节。所以上片表达了作者的自己的志节和操守。

下片，“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与首句相呼应，意在抒发自己理想无从实现的感慨，情绪又转入激昂。“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轻。”是全词的关键所在，道出了作者“长恨复长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南宋统治集团轻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于不顾，而一味地苟且偷安。这是词人对南宋小朝廷腐败政局的严厉批判和愤怒呼喊。

“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一句，又引用两个典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列子·黄帝篇》载，相传海上有位喜好鸥鸟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与鸥鸟相游处，后遂以与鸥鸟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没云水间的隐居生活。这两句主要表明自己的心迹，此次奉召赴临安并不是追求个人荣利，并且也不想在那里久留。

整首词，时而激越，时而平静，时而急促，时而沉稳，形成一种豪放中见沉郁的艺术情致。通观此篇，它答别而不怨别，溢满全词的是他感时抚事的悲恨和忧愤，而一无凄楚或哀怨。

稼轩多次以屈原自拟，这既有自信、自励且不无自负的一面，恐也具透视时局与个人前途，预见到难免与屈原相同的志意落空的最终结局这悲怆的一面。尽管如此，只要一遇机会，他总是尽全部聪明才智，投入最大精力毅力，从事振兴和恢复国家的事业。他不能象希腊神话中的海格力士那样，具有转瞬间尽洗三十年未清理的牛栏的神力，只有知其不可而尽全力为之，并同时用词吟唱其生命的悲剧，吟唱精卫填海的孤哀。
　　陈端仁闽县人，淳熙中曾任蜀帅。稼轩作此词是壬子年岁杪（绍熙三年，1193年）应召入朝时，已废退家居的陈端仁设酒为辛送行，席间酒酣耳热时，二人当不乏慷慨报国的磨砺，恐亦难免朝廷腐败政海风波的牢骚。稼轩即席赋此，主要借《楚辞》抒怀以答友人。
　　“滋兰”等句是屈原自传长诗《离骚》中句子，稼轩照原诗冠“余”字使用，气慨非凡。然又自称“楚狂”，可见内心矛盾。据晋人作《高士传》，“楚狂”指楚人陆通字接舆者，躬耕不仕，孔子过，“凤歌”嘲之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楚狂”参透世事的悲凉心情，乃儒家用世之志修齐治平的反面，与孔丘、屈原大异。换头“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反用西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见《世说》）张因思吴中莼羹鲈脍而弃官归隐，也是一位“楚狂”。稼轩说一杯酒（生前的清福）哪能和身后的名誉相比，翻了张翰的案，因之也推翻了上片自称“楚狂”的消极。用笔夭矫变化难于捉摸。辛胃口很大，要立功、立言，也要立德。紧接着说“毫发常重泰山轻”，大概是接受陈端仁的提醒，此次进京，千万注意与朝廷和大老们的人事关系。但稼轩岂是谨小之人？故尔情感的浪涛翻卷：“悲莫悲生别离，乐莫乐新相识。”陈是在闽新知，故云。
　　笔底波涛全出自胸次不凡，极真诚无一造作语。稼轩此次赴朝是顺利的，回闽即任闽帅，但仅一年就遭劾去职。“富贵非吾事”是极清醒有预见语。“归与白鸥盟”指退隐，是刚才自己否定了的陆通、张翰道路，辛离闽时作《柳梢青》用“白鸥”语气嘲笑自己：“白鸟相迎，相怜相笑，满面尘埃。华发苍颜，去时曾劝，闻早归来。”与这首《水调歌头》的忐忑心情一脉相承。
　　顾随先生谓“辛有英雄的手段，有诗人的感觉，二者难得兼。……中国诗史上只有曹（指曹操）、辛二人如此。”（《驼庵诗话》）这首《水调歌头》可见英雄、诗人两个灵魂的痛苦搏战。（李文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