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融资困境的历史、解决问题的手段与矛盾

1、民企融资问题由来已久 其实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并非是一个新话题，早在2014年，银行信贷就开始对民企收缩，彼时民企融资方式开始向债券和非标市场转换，但这并没有改善民企的融资困境。201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文《资金雨露该怎样润泽民企？》[1]表示，民营企业融资存在融资难、融资贵和贷款综合成本高三个问题。随着2018年资管新规和金融去杠杆政策的实施，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表外非标融资萎缩，债券市场资金减少，民营企业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同时也引发了一轮民营企业的违约潮。 2、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当然，国家也一直在出台相关政策，希望能有针对性地扶持民营企业，部分重要政策梳理如下： ⊕ 2018年10月22日，央行公告称，一是将再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1500亿元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2]，二是人民银行引导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以稳定和促进民营企业债券融资[3]。 ⊕ 2018年11月9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初步考虑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实现“一二五”的目标，即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4]。 ⊕ 2019年2月25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有关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发[2019]8号）[5]，涵盖二十三条规定，主要包括：抓紧建立“敢贷、愿贷、能贷”的长效机制，着力提升民营企业信贷服务效率，从实际出发帮助遭遇风险事件的民营企业融资纾困。 ⊕ 2019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6]，就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改革创新等七个方面提出二十八条要求，以求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营企业融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灰色做法，21世纪经济报道在其文章《民企融资有多难？有企业向城投公司借钱，年化利率45%！》中就报道了三种常见的手法： （1）返费。比如，企业A发债利率为7%，会给投资者再返费7%（通常通过双方下属子公司私下签署财务顾问协议等方式完成），即A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高达14%。 （2）以贷转存。比如，A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1亿元，银行要求这1亿元A企业不能直接提走，需存在银行变成1亿元的存款。然后A企业用存单质押，再向银行申请1亿元的贷款。企业拿到手的资金1亿元，但倒腾一遍后在银行账上变为“贷款2亿元，存款1亿元”。表面贷款年化利率约6%，但两笔贷款利息12%以上，存款的利息约1.3%-1.5%，扣除存款利息银行实际收取的利息在11%以上。 （3）烂企业背债。若A企业向B银行申请贷款1亿元，而B银行的另一贷款客户C已经出现了还款风险。为了掩盖不良，B银行会给尚未出现风险的A企业贷款3亿元，其中1亿元由A借给C，然后C企业用这笔借款来偿还贷款。A企业原想贷款1亿元，最终却获得3亿元贷款，自己实际使用资金2亿元，但要承担3亿元的贷款利息，而且需要自己向C企业追债1亿元。银行方面，则用3亿元正常贷款置换了1亿元的不良。 3、不破不立：国企的刚兑预期 其实早在2018年11月11日，海通证券宏观分析师姜超就有发文《化解民企冰山，还需更大减税、打破国企刚兑》呼吁，要让信贷资金真正流向有希望的民营企业，最为重要的是打破国企和融资平台的刚性兑付预期，如果国企违约的金身不破，那么就很难指望银行大规模增加民企融资。 截止2019年底，民企新增违约主体29家合计规模231亿元，国企新增违约债券7家76亿元，前者的数目和规模分别是后者的4.1与3倍。结合前面AAA主体国企后10名与AA+主体民企前10名的对比可知，如此巨大的差距绝非经营效率所能解释，更多是来自国企背后的隐性刚兑预期所带来的不对称的融资环境。 因此，国企的隐性刚兑预期若不被打破，监管机构对各类变相提升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的打压力度若不能进一步渗透与加强，则仍然难以为民营企业建立公平竞争的融资环境。

数据来源：Wind，截至2020/4/21，企业属性为发债时的企业属性而非最新的企业属性

（以上7、8、9来源“明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