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研究员林跃勤在一篇研究报告中提出，政府审批过多过滥情况依然严重，审批腐败并未得到根本遏制，行政审批改革良性机制还未形成。报告中他还用了“审批崇拜”一词（见２月17日《人民日报》）

行政审批，真是让人欲说还休。在实现市场经济的国家，更多的事项交由市场、社团或者协会处理，政府只对短缺资源开发利用才通过公开竞拍行政许可（审批）的方式进行，因此，政府不审是常态，审批是特例。而我们正好相反，审批是常态，不审是特例。各行各业审批事项之多，手续之烦，无人说得周全。

有鉴于此，国家实施行政许可法，旨在规范审批权限，减少不必要的审批项目，可是若干年过去了，政府审批事项并未因此减少，一方面旧的砍掉了，新的又像头发长出来，新兴领域照样要一审再审，一个也不能少；另一方面，审批像电脑病毒，易变种。不审批就“备案”，结果备案比审批更麻烦、更周折，更让公众反感。

“审批崇拜”（当然不是公众）何以阴魂不散？首先是权力的自大。不受制约的权力总是过于自信，甚至自大，总是相信自己能管得了，管得好。于是事无巨细，都想大包大揽，不敢放手。而实际上，往往事与愿违，越想管越管不了，亲力亲为反而吃力不讨好，所以小政府大社会、服务型政府等价值观才会成为共识。权力自大的同时，也是对市场、社会组织、公民的不信任。从成本—效率、公权—私权等角度考量，许多事务，本来可以交给市场配置、社会组织统筹，甚至直接放手给公民。但不信任导致失衡，政府被公共事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而社会力量则被旁置，有力使不上。

其次就是权力自恋。权力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审批无疑是威权宣示、实现“价值”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如果不审批，“官威”如何体现？不审批，还要官干吗？你看一些手握审批权的官员，哪怕职位再低，架子都不小，没有好脸色给百姓看，就是这个道理。对于那些奉“现官不如现管”为圭臬的官员来说，放弃审批无异于被夺权，这是万不能答应的。权力总要有宣示的途径，“审批崇拜”在一定程度上是权力自恋的结果。

如果说还有原因，那就是：权力自利。审批意味着什么，在当今的语境下，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审批，于公意味着收费，有部门利益；于私则意味着“潜规则”，有个人利益。“公私”兼营，所以审批屡屡“变种”，禁而不止。

如果政府公权独大、无所畏惧的现状不改，别说那些漂亮的口号（如执政为谁），即使法律完备也枉然。是故，治“审批崇拜”，必从治权开始——减权才能减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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