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五个严禁”，大概是为了队伍整风，连副院长（黄松友）都因腐败落马，再不有所表示，恐难向公众交待。亡羊补牢虽然有点晚，但亦胜过不“补”，所以高院知耻近乎勇的精神还是值得嘉许的。

可这“五个严禁”，也让人有想法。有网友就问：现在开始“严禁”，以前就允许吗？这明显是明知故问，翻开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三十二条，“法官不得有下列行为”中列举了13种，从“贪污受贿”、“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审判工作秘密”到“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等，一应俱全，比最高院刚刚发布的“五个严禁”范围更广、更全面。

按照一般理解，禁令是法律的“补丁”，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法律有漏洞、有空白，在还来不及修改相关法律条文或者出台解释意见时，需要临时性的禁令，及时“补白”，以适应新形势。可是，《法官法》条文具体而全面，为什么高院还要从中抽出数条，制作为禁令？这是否意味着除了这五条之外，其余的八条（如徇私枉法、刑讯逼供、隐瞒证据或者伪造证据等）就不重要呢？

不爱法律爱禁令，折射出某些人头脑中严重的禁令崇拜症、依赖症，一旦行业出现什么情况，不是检讨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而怪罪于法律条文不严厉，于是不顾法律规定，急匆匆出台貌似严厉的禁令，把善治的希望寄托在这些禁令身上。别的不说，就与法官有关的禁令，几乎每省、每市都曾出台过，“五条”、“八条”、“十条”……不一而足。

孰不知，这种行为恰恰不是法治的表现。弃置法律于一边，另立一套，容易陷入自我制造的悖论之中：如果与法律条文相符，则遵照法律执行就是了，大可不必另辟蹊径，自找麻烦。如果法官都能遵照现行的《法官法》，则“五个严禁”纯属多余；如果有违法律精神，这种禁令难逃始乱终弃的命运。各地出台过多少稀奇古怪的禁令，又有多少善终善终？另一个悖论是，如果具有刚性的法律条文都被视作“稻草人”，在它头上拉屎拉尿，那么有理由说明行政禁令能得到很好的遵守呢？太多的实践证明，禁令是靠不住的，抛弃法律的禁令更加儿戏。

禁令盛行，说到底是某种不良工作作风的延续，如非务实性、表演性行政——把禁令当作是一种姿态，展示始作俑者的态度与决心，演给公众看：“瞧，谁说我不重视？”至于禁令施行情况，取得什么效果，只要自己不想追究，公众奈之何？所以，窃以为，只要按照相关法律管好法官，让他们奉法，就是百姓之福了，根本不需要再出台多少个“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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