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公路限速标问题引起热议。新华社记者发现，湖南郴州境内的郴资桂高等级公路，设计时速80公里，一些路段限速从60、50、40甚至30、20公里不等，不足25公里竟有限速标牌40块。有一位律师粗略算过，限速如此之低，一个路段一个上午交警就可以罚款17万元。（见5月17日《人民日报》）

 

限速20公里，别说是汽车，连跑步都会超速！

 

任何有车人士驾车外出回来，最担心的事莫过于“人过留名”——外地交警寄来的超速罚款单！钱财损失是一回事，还得上银行、邮局交钱、办手续，真是麻烦事一串串。有时即使被罚得不明不白，有冤也没处伸，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交通限速，是应该的，尤其是在中国即将进入汽车社会的今天，提高公民的交通安全意识是必不可少。问题是，当地方政府、交警等部门都加入到这条执法利益链中，当“执法利益化”催生“限速经济学”时，种种与初衷相悖的限速怪象就出现了——限速标准由交警制定，测速和超速证据由交警掌握，没有人来监督，无可申诉，于是限速牌越竖越多，罚款就高不就低，司机动辄得咎，于是车辆行驶速度越来越慢。不到25公里路，40块限速牌，你太有才了，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了！

 

试想，一条设计时速为80公里的高等级公路，限成60，甚至20，这样的公路叫人咋走？还有什么效率和价值？更可气的是，大多数时候，这种路是付费使用的，交警出于私利，滥用权利、随便限速从另外的角度上说是对驾驶者应得权利（公路规定的速度）的一种剥夺。同时，执法部门如狼似虎，随便盘剥过路百姓，也损害了执法者的形象和公众对法律的信任感。

 

执法利益化，是公权肆意扩张、执法乱象丛生的内在驱动力。因此，切断利益链，让执法与利益脱钩，是整治这一乱象的根本思路。但是，鉴于地方政府是这条利益链的高端，仅仅把交警从利益链中剔除出去，显然不足以激浊扬清。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有必要与公众分权，通过公示、听证等方式，让公众参与、监督限速事项的设置，把“限速经济”约束在笼子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行政部门的乱作为。

 

与此同时，要克服过去权利单边主义（交警说一不二，司机只有听罚），进一步保障司机的申诉权。法庭应该设置简易程序，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用司法保障司机权利，限制交警权限。

 

关于公路滥设限速标志，对司机乱罚款已经是个全国性问题，公众怨声载道，有关部门不能再装聋作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