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款出国、公务接待、公车消费每年耗费公款数千亿之巨，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称，应该加强对政府财政预算的把关。外国的议会百分之六十的时间用在了审核各种预算。未来在各级人大也应该就政府预算进行经常的辩论。（见3月21日 中新网）

我国政府财政预算存在着诸如制度不健全、预算编制不规范、预算执行不严肃、预算监督不到位、人为扩大财政赤字、违反规定增人增资、随意挪用专项资金、监督乏力、问责缺席等等问题，已是公开的秘密，国家审计署的每年的审计报告也用最大的篇幅揭露各部委、各级政府预算存在的严重问题。按法律规定，政府预算必须经过同级人大批准，而各级人大也确实在形式上履行了职责，为什么结果还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窃以为，在政府财政预算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人大失灵”。

“人大失灵”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冰冻三尺，既有政府的原因，也有人大自身的原因；既有政策原因，也有体制原因。政府预算不精细、不全面、不科学、提交时间短、不尊重人大决议等等，而人大自身的不足表现在：对政府财政预算审议时间短、缺乏足够的专业人才、与政府存在纠缠不清的利益关系等等。有些官员在党、政、人大间“两栖”甚至“三栖”，利益一体，焉能实现有效的审批与监督？

在现行的体制框架内，“人大失灵”现象恐怕还会长时间内存在，在这种状况下，除了人大的“自我创新”——如周天勇先生提议的加强辩论——之外，还可以考虑适当与公众分享对政府预算的一些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消弥“人大失灵”的外部性。

当然，让公众分享的部分权力，并非是指人大的审批权（这是不现实，也不可行的），而是监督权——通过公共监督这道无形的“紧箍咒”，为人大行使监督政府的职能助力，促使政府自律，使到预算更加精细、科学与节俭，把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到实处。

要保障公众对政府财政预算监督的有效性，首先政府的预算要精细化，不能像过去一样，用一些含糊、粗疏的条条块块来应付公众，制造信息壁垒，规避监督；其次就是要实行“阳光预算”，通过相关的“阳光采购”、“阳光支付”、“阳光账户”、“阳光财政体制”等一系列配套工程，构建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监督的立体制衡机制，把预算不科学、不全面的“看不见的政府”，变为“看得见的政府”；再就是要给公众、团体或部门开辟足够的渠道和充足的时间进行讨论，并有顺畅的机制采纳合理化建议。

如美国联邦政府预算在每年2月，就将各部门审定的预算汇总成联邦政府预算建议草案，总统审查后，将联邦政府预算建议草案提交国会审议，并在公布于众。预算草案公布后，任何党派、团体或部门都可以就预算提出自己的意见。

    有些问题能否解决，关键似乎不在于技术，而在态度——不是能与不能为，而是为与不为，这才是公众最为担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