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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本身就是“过眼烟云”，发生之后很容易就会被淡忘。即使是那些来势汹汹的台风，也只能兴风作浪几天的时间。

对于我这样一个由于职业习惯，喜欢铭记天气的人来说，过去了的天气，也只是一段段积压在心底的故事，很少再去触及它了。

但是，唯有一件事情，一次看似平淡的天气过程，却总是在心头挥之不去。总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那是1999年12月13日，当然这个故事和所谓不吉利的13并没有什么关系。

12月12日，是我主持《天气预报》，下午大家讨论预报的时候，因为考虑到一股很弱的冷空气会在当天晚上开始进入华北地区，可是水汽条件不是很好，所以预报华北13日会有4到5级的北风，不过很难出现降雪。结论就是这样，节目也就这样播出了。

可是，13日一大早，我醒来一拉开窗帘，发现窗外是雪后一片静静的洁白，主持《天气预报》许多年以来，天气从未让我感到如此地惊讶。当然惊讶的感觉很短暂，之后持续性的感觉是歉疚。我可以猜想到，其他人看到降雪，惊讶之后，肯定是在骂《天气预报》或者嘲笑《天气预报》。因为13日仍然是我值班，我开始构思当天的节目中我如何面对这件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

我可以选择回避，有很多顺理成章的理由：因为我只是错误信息的发布者；这样的情形也不是第一次；或许很多人并没有留意到我们预报错了；在国内整个行业内部没有说明错误和表达歉意的先例。

我也可以选择不回避，同样有很多令我心潮澎湃的理由：在观众看来昨天的错误是我制造的；把错误摊开而不是捂着掖着藏着盖着，更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能天气预报客观上存在科学局限就自己心安理得地迁就自己；国外有过类似的先例让我敬佩。

当然，最后挑战传统的勇气战胜了尊重传统的顾虑。我决定在当天的节目中向观众说明前一天预报失误的原因并且表达歉意。

其实除了媒体的责任感之外，天气本身的影响程度也很重要。假如不是冬季的一场小雪而是盛夏的一场特大暴雨，我们需要做的不该是道歉，而是谢罪；假如是我们阴天报成了晴天，我进行道歉或者解释的必要性又不够充分。这个时机恰到好处，预报的确漏报了，区域不小，反响也不小，但是在华北，人们惊讶之中也有惊喜的成分，因为这是一场瑞雪。心情愉悦的时候，别人的歉意很容易被接受。

当天上午，我找到节目的气象编导（一位老专家），把我的想法和她一沟通，她很爽快地同意了。她的爽快让我惊讶，其实我已经准备了很多的理由用于和她争辩。想必前一天的节目也令她辗转反侧很久了，预报员都是这样，对于预报的成败很少喜怒于形，独处的时候却经常深思熟虑。(其实后来对于“道歉”的争议中，她同样承受着压力，甚至承受着比我更大的压力，因为当时我们的节目施行的是编导负责制，只是外界并不知晓罢了)

就这样决定了，当晚的节目中直面这次预报失误。

于是，1999年12月13日《天气预报》节目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早晨，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古中部，人们意外地看到了一场瑞雪，之所以说它意外，是因为昨天的《天气预报》没有预报这场降雪。昨天我们注意到会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华北，也预报了会刮风，但是对出现降雪的可能性估计得不足，所以今天我们的心里一直怀有一种深深的歉意。我们只有总结每一次失误，才能使天气预报越来越准确，让人们满意。”(一字不差的原话)

对于这种做法，我事先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它肯定会引起争议。但是为了避免争议而放弃，我们的工作所带给我们的对公众的歉意会越积越多，我和我所在的节目有义务让大家了解科学的局限和我们面对错误的一贯心态，这次预报失误只是一个很巧合的时机罢了。

当晚，确切地说，是在节目后播出一个小时内，电视和平面媒体的一些记者开始给我打电话，一些朋友也纷纷给我打电话。反响竟然如此强烈而迅速。

当晚，从一些记者的口中，我得知，气象台副台长已经对记者表示，我的“道歉”是不妥的，属于个人行为，预报失败不是失误等等。来自内部的争议被摆放在报纸的同一个版面，这是我确实没有想到。但是我觉得我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没有必要再卷入一场论战的旋涡之中了,所以我选择了沉默。当时的数以百计的媒体包括很多党报都很一致地表达了认同和支持。当时的《实话实说》也邀请我去说说心里话，我谢绝了。当时的《实话实说》经常做一些正方反方辩论的选题，一位中年编导告诉我，他们广泛征集反方代表，但是在气象行业之外，想找到一个反方代表太难了！

不能说那位副台长同志的表态有什么错误，因为这次“道歉”和解释的确不是哪个行政领导所布置或安排的（后来记者们全都忽略了我在节目中表达歉意的同时，还解释了预报失误的原因，所以这件事被简称为“道歉事件”），因为预报失误的确不必要道歉。

我一直认为，不必要道歉，并不等于禁止怀有歉意和表达歉意。与其让公众对预报有牢骚，不如我们用各种方式化解牢骚；与其让公众对预报有神秘感，不如我们用各种方式消除神秘感，既然天气预报时常有失误，那就让我们以一颗平常心，做平常人，别把议论失误当成禁区，保持权威性不是努力避免别人发现你的错误。

从进入气象预报这个行当的第一天起，我就提醒自己，你会不可避免地犯错误（把预报说得越明确越容易犯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往往第二天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况且你的错误与每个人都具有相关性，大家在议论、挖苦甚至漫骂你的时候会有共同语言，使得社会上关于天气预报如何不准确的笑料很多，很容易流传。如果你不能面对这一切，那就说明你还缺乏从事这项工作的心理素质。当然这是多余的话。

很快，很多人得知气象台副台长在媒体上的表态，都猜想我一定会因为这个看起来“画蛇添足”的道歉，而面临严肃的批评甚至处罚。当然从结果看，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在我看来，行业内部一切都很平静，既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议论或许都是在我没有听到的情况下进行着。后来，针对这件事情，反倒是我和那位副台长之间的直接交流和探讨最多。直到2004年我们俩还在同一个课题组当中工作，很融洽，我们并没有遗留心理阴影。

“道歉事件”的第二天（12月14日）我很偶然地看到敬一丹大姐在《东方时空》中谈论这件事，她的一句“道歉真美”是我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里听到的最温暖的一句话。

随后白岩松也在《东方时空》中更鲜明地支持了我，他的犀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好象代我陈述理由一样（确切地说，是辩护律师）：气象台的领导不要低估公众理解科学的能力，不要低估公众容忍错误的能力。

１２月１５日，正在准备做新千年气象节目的时候，路遇中央电视台一位副台长，他当着我领导的面，握着我的手说：我代表中央电视台向你表达敬意。预报错误是负面的，歉意和说明是正面的，因为从没做过，所以需要极大的勇气。他还讲述了一个新闻机构因为前期采访不深入，报道与事实有出入，然后他们继续编造谎言，掩盖真相，被戳穿后还死硬地不承认。一个媒体都不能担当，太可悲了。

在我的“道歉”故事发生几年之后，有些地方气象台也针对预报失误而向公众道歉。的确，预报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产品，而不是商品，它并不承担道歉或者赔偿的义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这些从事天气预报工作的人心中不应该有歉意，并不等于说面对失误或瑕疵需要心安理得。在那个雪后的晚上，我只是说了我和我的许多同事面对预报失误的一个共同感受，想告诉观众，我们很歉疚；也想毫不隐晦地告诉观众，我们为什么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我并不是想订立一个规矩，使别人遇到类似的情况时产生压力。

整整七年过去了，我没有再道歉，也没有再解释过任何预报失误，但是每次再看到失误，歉意犹在，并在歉意中追求完美。

“道歉”的故事，只是一件小事，也许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还清晰记得了，而我之所以还没忘这件事，是因为想对别人表达歉意都曾经很难，很难。

我们都是凡人，错误在所难免。而如果我们的错误触及到他人，假如有合适的场合道个歉，不丢颜面；假如没有合适的场合，心存歉意，也不伤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