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岁月，命运像似谷子地

    《电影》杂志满百期了，这可不像孩子满百日。若按人生计算，《电影》创刊已八年，正是风华年少仪态万方，应给它举行成人礼。

　　回望《电影》走过来的文化历程，心里生出诸多感慨！

　　1988年1月我进入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至今已二十年。头十年献给《中国电影报》，我为该报主要创办人，一直任《中国电影报》常务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后十年，献给《电影》杂志，我为该刊创办人，一直任《电影》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直至今年3月底离任。虽然我有时也调侃自嘲“一线微官误半生”，但是心中却充满感恩，感谢时代感谢师友们给我以机遇让我能展示自己的才情和追求。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追求完美的人，又是一个安于现实却不懈创造的人。我常对友人言，倘若给我一个公共厕所管理，只要是正所长，而不是副所长，我一定会把我管理的公共厕所改造成五星级，让人真正有如厕如归家的感觉，其舒适度、清洁度和人性关怀度要超过日本的“御手洗”！我是干一行爱一行的人！命运没让我管公厕，让我当了主编，远超过我的预期值。我已大喜过望。记得1999年初夏的一天，电影局局长刘建中找我谈话，要我主编《电影通讯》。那本刊物为电影局主办纯粹的官方刊物，主要刊载业内领导讲话和艺术家创作经验。《电影通讯》为双月刊小十六开本，每期只有薄薄的三十二个页面，黑白印制。每期发行几百份。刘局长说让你当主编，是想让你率先在报刊市场趟一条路子：从此《电影通讯》断奶，主管方主办方不再给刊物投一分钱。我痛快回答：可以。但我清楚，以《电影通讯》的这副尊容行走市场必死无疑。所以我要求电影局给我自主权。刘局长同样痛快回答：可以。不久电影局专门为此行文，《电影通讯》杂志社在坚守主流媒体阵地、坚守宣传国片阵地的前提下，实施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我那时候的处境和心境就像《集结号》中的谷子地，谷子地带领九连弟兄死守阵地，我只有一个兵——编辑王文和，这是我的挚友，是跟我一道从《中国电影报》社分离出来的；没有一分钱办刊经费，只有斗室一间不足十平方米，没有编辑队伍只有一个兵，却要坚守中国电影的宣传阵地。朋友们都认为我“死”定了！处境虽寒酸凄凉，我却有绝处逢生的快乐！我毕竟有电影局给我的宽松政策，那就是我的集结号！我在心中高兴地呼喊：“自由，这个甜蜜的字眼！”

　　我改造《电影通讯》，着手办的第一件事是更改刊名。《电影通讯》机关刊物色彩太重难以行走市场，我将其更名为《电影》，内隐着更大的文化雄心，任凭业界和市场去体味。更改刊名意味着重新创刊，此举很快得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那是2000年7月，重新改版、或者说重新创刊的《电影》以新的面目和新的装束出现在业界面前，一时惊艳。

　　我着手办的第二件事是确定《电影》的发展战略。《电影》办刊经费一分没有，却要施展我的宏图大志赤手空拳打天下，我只能借鸡下蛋借船出海借壳上市。许多朋友都认为我败局已定此路不通，他们看透了我要进行的期刊改革不过是“我办刊他买单”，天上绝不会掉馅饼！我十分清楚我必须给合作方以什么，必须让合作方心理平衡。于是我提出三权换一权的发展战略，即将杂志的发行权、广告权和文化活动经营权交付合作方，以此换来出版经费，确保杂志社独有的一权：编辑权。我将目光投放在我周遭经商的文化朋友之间，我在朋友堆里寻找合作伙伴。我很快就找到了合作者，沿着三权换一权的模式，《电影》杂志浩歌解缆索，雄心去远航。《电影》很快便实现华丽转身风光面世：全彩印制，时尚包装，豪华精美，每期118页，可谓靓丽出场。

　　我着手办的第三件事，确立《电影》的文化风格、文化定位。全国期刊超过一万份，电影期刊亦是高手云集。《电影》不能再走《电影艺术》的理论路线，也不能效仿《当代电影》的学术路线，更不能东施效颦学《大众电影》的明星路线，必须另辟蹊径。期刊若没有特色便没有存在的权利，于是我确立经典与时尚组合为《电影》的文化模式，以电影时尚风情去占领市场，以电影经典文化去引领市场。同时又为《电影》确立这样一个文化方位：中国电影与好莱坞比拼的前哨媒体/近距离报道/权威性话语。我骨子里渗透着主流意识和主流价值，这是挥之不去如影随形的。我理直气壮地提出《电影》杂志的主旨是：关注关爱中国电影、关注关爱中国电影人、关注关爱中国电影观众。我们将这个主旨醒目地印制在刊物的封面上贯彻在内容中。带着这样的文化装束，《电影》行走传媒江湖。

    感谢前后两位馆长――老馆长陈景亮和新馆长傅红星，以及现任副馆长张建勇，他们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挚友，他们都给予我信赖，给予我关爱。几年来，我从几所名牌高校调进多位才情丰盈的硕士。我有一支年轻的可爱的编辑队伍。我们一起打拼传媒天下。办公条件也大为改观今非昔比！命运是公道的，付出多少总会回报你多少。2008年1月在“首届中国传媒领军人物年会暨第三届中国传媒创新年会”上，我被评为“中国十大期刊创新领军人物”。这是对《电影》杂志的高度褒扬和充分肯定，令我欣慰不已。如今我已离开《电影》杂志队伍了，喜逢《电影》百期纪念时，我又想起为《电影》杂志做出牺牲与奉献的人——那些与《电影》杂志合作的协办方朋友们。《电影》不是一下子变成了今天的模样，或者说能一直坚持着这种大家气象，没有资金保障是万万做不到的。我寻找合作伙伴就像寻找冠名登山队，我说服他们陪我们《电影》爬山——我们要登上事业顶峰，他们鼎力支持陪我们攀登，一个倒下去了（资金不足不得不告退），一个又被我说服跟上来了，又倒下去又跟上来，刊物发展了朋友们却赔了钱，我没有理由把他们推到被告席上。当初他们明知道要赔钱，为了我们坚守主流阵地才坚持陪伴《电影》走一程。这些人就像谷子地要寻找的烈士英名，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这些人是：姜一、李左贤、吕振海、谢瑞年、黄祖祥、孟勇、孙荣珠、刘璐、吴一民、余治林。同样不应该忘记给《电影》以支持的诸多作者们，广大读者们。

    衷心祝愿《电影》坚守传媒良知行走滚滚红尘，衷心祝愿《电影》薪火传承风光无限。

    百期纪念，是以为记！

 ——本文发表于《电影》杂志2009年11月总第1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