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街上碰到很久不见的大师辉哥。辉哥以其准确的预测而著名，只不过我从来都没有信过。

辉哥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地对我说：“哥们，我从你的眼神中看出了恐惧！”顿了一会，他补充说：“当然，你不是怕我，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会恐惧一件事情。”

我当然不信。因为没做过亏心事，无畏，所以无惧。任由辉哥说破了嘴皮，我就是不信，气得辉哥当场拂袖而去。

        辉哥离去的第二天，是新年开工的日子。惯例在这一天，我们都要对贫困山区的孩子们“表示爱心”。孩子们当然得动用利是钱了，而做为学校的行政，捐款的比例一定是老师中比较高的：300元。什么时候形成这样的惯例，我不知道，总之我知道校长捐了500，中层就得捐300，普通教师一般就只需要捐100了。

每年，我们就拿这笔钱去援助贵州的贫困学校与孩子。我们知道，这笔钱会实实在在落到贵州的贫困学生手中，也会实实在在花在贫困学校的建设项目中，所以捐得心甘情愿，没有人分析为什么校长一定要捐得最多，中层要仅次于校长。

        可是去年当我重回贵州的时候，遇到了一件让我们哭笑不得的事情。我问被援助学校的校长，为什么这么多年，除了我们用爱心款为他们建设的项目，为什么当地政府不对学校进行半分钱的投资。校长看了我几眼，说道：“我们也去申请过，不过……政府以我们有单位进行援助为由，从来都不给我们拨款。”

我开始愤怒了。联想起我们在广东某县看到的一所中学，80多个人一个班级，连基本的教育设施都没有。我们的捐款与帮助到最后居然成为有关部门不进行教育投资的理由。

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捐资助学。重新思考这件事情的意义。所以，当工会小组长站到我面前，满怀信心的准备收缴300元的时候，我居然一分钱也没有捐。我对他说：“我不会再捐一分钱。”小组长错锷良久，弄不清我吃错了哪壶药。

其实我对捐款的事情有看法，可谓由来已久。小一刚开学，班主任号召我们为班上一位贫穷的同学捐款。我捐了五分钱，班主任很开心，宣布我成为班里的学习委员，大部分同学都只捐了一分两分钱。我就这样做了六年的学习委员，只是到后来我才发现，那个一直当班长的同学居然捐了一毛钱！而被捐款的对象，居然是班主任的远房亲戚。

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要写毛笔字。这时候我发现自己迫切需要捐款，因为家里居然拿不出九分钱来买一支毛笔！可是，这时候没有人理我，我只好找了一小块竹片，削尖了一头权当毛笔用。班主任见了却把我狠狠地批了一通。后来我想了个法子，偷偷到姨妈家借了一毛钱，买了一支毛笔，才得到班主任老师的赞美。但最终东窗事发，我的小屁股狠狠饱餐了母亲赐予的一顿棍子。

所以捐款在很多的时候都被用来谋取私利，但是却永远会披着神圣的外衣。

后来有了更多捐款的机会。印象中有一次“教育基金百万行”，上面红头文件明确规定：高级教师捐800、中级捐500、初级捐300，直接从工资中扣除。那年我刚参加工作，捐了300元之后，当月的伙食费都成了问题。

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我们勒紧肚子捐款弄起的“百万基金”后来终于不知所终，没有人知道这些钱最终的命运，当然，也不会有会敢去查问。我倒是为自己的300元悲哀了一阵，也始终提不起兴趣去追个究竟，我知道就是去追也没有用。福尔摩斯来了恐怕都没有用。

再后来遇到捐款，我一般会绕开了去，除了大的天灾，诸如华东水灾、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之类，不仅捐了，而且捐得挺多。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义务。尽管我深知：自己的这些捐款分有相当一部分到不了灾民的口袋中，但是，总会有相当一部分被塞进他们饥饿的牙缝。

那一年南方雪灾，次年春天我们到贵州去。走访了当地的许多灾民，他们本来就破烂不堪的房子经不起风雪的摧残，倒了。我们知道我们在后方为南方的冰雪灾害捐了不少钱。可是当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所有的灾民告诉我们：他们除了领到一百元钱之外，一无所获。那一刻我彻底惊震了——不管我们捐多少，最终到灾民的手中的东西，不是“相当一部分”，而是几近于无！

从此我对捐款这事儿就恐惧起来。我突然就想了辉哥的话，给他打电话，他说他也在贵州，他说他要亲自将赞助贫困学生的钱送到每个人手中，我问他赞助了几个学生，他说：十个。顿了一顿，他又补充说：其实我来贵州的开支已经远远超过了三千元，如果不是担心这些钱到不了需要帮助的人手中，我还可以多赞助至少十个学生。

我默然。我知道我必须改变。我告诉辉哥，让他代我多帮助几个学生，回去以后我把钱交给他。辉哥答应了。最后，辉哥在电话的那头加重了语气：“我早说过你会恐惧一件事情，你不信。现在，你无话可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