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齐说一切历史皆当代史，那么能否说，一切思想史（哲学史）皆当代思想（哲学）？

首先，黑格尔未必同意，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就是哲学史，（思想就是思想史？）若一切哲学史皆归于当时，哲学岂非被完全解构了？

所以，首先要明确，哲学史也好，思想史也罢，到底属于什么范畴？是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还是作为思想/哲学，还是二者合一？

这个问题争论已有太久，不如暂且“悬置”。（喜欢“悬置”这个词，从伊壁鸠鲁到胡塞尔，或许这也是一个传统，很潇洒的传统。）

当一个如我的哲学（史）、思想（史）的初学者，同时面对着两千年来那么多的各成一家的哲学文献，又面对着各种体系的思想史、哲学史著作的时候，一定会有另外一个问题产生：思想的历史、或者哲学史，何以成为可能？

我读哲学史由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开始，后来发现起点太高了，自感再读下去意义不大，所以换了邓晓芒和赵林二位先生的《西方哲学史》，因为薄，所以读的时候也更有信心。记得友人曾劝戒我不要轻易读哲学史，要带着对生活经验的困惑去读，才有更大的收获。我不求一本哲学史能解我什么样的困惑，因为困惑总是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不经意间生成的。我只求一种纯粹的快乐，对至少现在的我来说，也就够了。

没有想到的是，初读哲学史，却已经开始怀疑整个的根基。虽然还无法很圆满地回答，但我知道，这是因为我对这种阅读、这种接触有着过高的预期了。我总希望能完全无偏地接触每一位思想家、每一种思想的架构、以及这些思想家这些思想的自然演化的历史，但也许这根本就是奢望。历史，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真实地再现的，思想的历史，其实更是如此。

不过，我相信这个问题已经被无数比我聪明、至少是比我更职业于哲学的脑袋思考过了，但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很少被热烈地讨论，或是提及？

我想到历史学，在历史学的学术讨论中，到是经常出现类似的问题，历史学如何将真实的历史，至少是尽量真实的历史，还原于当代人的面前，也许是历史学家必须要追求的目标，甚至是历史学的理论前提。这是我从中学开始读一些基础的人文读物时候就形成的一个观念，直到前些天在书店偶然读到汪荣祖先生的《史学九章》（就是和李敖合写《蒋介石评传》的那位），讨论到历史学文献中关于叙事的问题，作者认为叙事不仅是历史学的著述中绝难避免的，而且其实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试想完全没有叙事性，甚至是有一定艺术表现力的叙事性，的历史学著述，姑且不论历史能否完全无偏地还原的问题，即使是昨天的历史，也将以完全客观的形态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事件本身往往并不在逻辑上协调一致，所以这样失去了叙事艺术的历史，作为纯粹的另一个时空坐标的再现，只能给人以一种印象：琐碎无比、一地鸡毛。

所以，历史学家，不只是考证者，更加是思想者和叙事者。历史的事件，经过考证，以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作为“质料”，在“历史学作家”的笔下，是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历史学家的思想，对特定历史时期、事件的看法，甚至带有对当下的批判、教育等目的的看法，通过叙事的历史表达出来。这样的历史，或许才是从修昔底德、希罗多德直到今天的历史学家所追求的作为人文的history。

思想史，或是哲学史呢？是否还要相信，完全无偏的思想史或哲学史叙事的存在？当然我要承认，作为历史，叙事是要限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的，超过了这种限度，就完全沦落为思想教育的工具、或话语霸权了。

这里或许还有两层问题。

首先是姑且不论哲学史、思想史的体系化问题，是否能够在高保真度的条件下理解具体的一位哲学家、甚或是具体的一本原著？读书的常识是知人论世，也就是对作家、作品所产生的时代、语境的体认，是理解作家作品的基础和必需。例如，无法理解、设身处地地体认希腊的城邦制度，就不可能对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有透彻的理解，不可能理解苏格拉底明知自己不该被判死刑还要坚持服刑，不可能理解柏拉图对希腊民主制的厌恶。或者，无法理解18世纪西欧的君主政体和社会状况，就不可能理解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的思想；无法体味二战后欧洲社会的普遍焦虑就不可能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而两千年的历史，沧桑演变，对每一位思想家的生存状态和所处的环境的理解，又谈何容易？

其次，作为思想家和思想本身，即使真的能够无偏地还原，想必也是鸡毛蒜皮一般地琐碎了，因为历史的偶然性，使历史尚且需要以某种目的把散落着的作为“质料”的历史事件串联整合，那么，依托于每一时空的具体的历史情境的思想，其串联和整合，又是多么艰难的任务？

所以，哲学史，思想史，相比于其他的历史，其实更需要宽容。以不同的思想模式组织起来的思想史、哲学史的多样性，才是这种历史本身必然的存在形态。思想的游戏或快乐，或许也只有从这种多样性中才能滋生出来。对待生活的经验，或许也必须有这样的心态，如果说经验的累积是潜意识的工作，那么如何让这样的累积起来的经验发挥作用，则是需要有意识地对经验给予一定的解释。经验如果说宿命的驱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把握的，我们至少可以把握的是如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