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们对中国政法大学弑师案的真实原因，仍不清晰，各种猜测和假设仍在坊间流传。按中国人的习俗，死者为尊。一般情况下，即使死者被杀与生前行为有必然因果关系，面对一个鲜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人们都不忍在死者亲属的巨大伤口上，再去撒盐，增添新的疼痛。但窃以为，程春明副教授的悲剧，不仅是其一个人的悲剧，也是弑师者的悲剧，更是两个家庭的悲剧。多少与当事者有亲情关系的人，如不弄清楚、不弄明白其深层的原因，怎么能做到坦然面对这起悲剧？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何以要自毁前程，残忍地举起屠刀，砍向应该受到学生尊重的老师？到底是什么动机促使其甘愿接受法律惩罚？其内心深处到底掩埋着怎样的仇恨？这仇恨又是如何地一点点积累并迸发得如此残暴？如果不弄清这些问题，简单地就归咎于教育失败，恐怕是对广大公众的愚弄。

    本人在高校工作多年，也接触过不少师生恋案例，虽然从未亲眼目睹由师生恋引发的极端暴力事件，甚至还读过不少师生恋的浪漫故事，也见过师生恋缔结的美满姻缘。但总觉得，大多数情况下，师生恋确实是一场危险的游戏。根据人们的正常审美倾向，师生恋通常都是发生在有才气的男教师和有姿色的女学生中。而漂亮的女学生往往又是同龄男生们钦慕和追逐的对象。如果师生恋和同窗恋构成了三角恋爱关系，两个情敌，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学生。无论是从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恋爱经验等哪方面来说，学生都处于下风，是“弱势群体”。“弱者”会拿自己的生命价值与“强者”进行比较，当“弱者”臆想“强者”占有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认为“强者”仗着强势地位欺负了自己，自己又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进行反击，便会采取最极端的方式，用自己的“贱命”换强者的“贵命”。这种心里倾向，在师生关系积怨甚深的时候最为明显。曾经在与一个学生促膝谈心时，谈到他的老师对他做毕业论文的故意刁难，这学生曾说过这样的狠话：“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他好死！”也有学生向心理医生坦诚，曾经产生过在暗处殴打与其争夺女友的男教师的念头，后来是理智占上风才抑制了这种冲动。

     为师者如何处理与异性学生的关系问题，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听听一个男教师的看法吧。2002年，我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进修时，与一位来自武汉音乐学院的、从事音乐理论教学的男教师谈起过这个问题。这位学员同学，从他的气质，一看就是搞艺术的，言谈举止优雅，讲话声音很有磁性，尽管他的发型、衣着很普通，没什么标新立异之处，既不象刘欢那样脑后梳个小马刷，也不象有的艺术家那样穿着怪异，但那种多年从事艺术活动熏陶出来的一种特有的气质，的确是一般人所不具有的。我们先是问他，音乐学院的女孩子都很漂亮吧？他说，他在教学中每天都会面对不少年青漂亮的女学生，作为男教师一定要把持自己，如果教师对那些漂亮的女学生表现出不一般的偏爱甚至轻浮，自重的女孩子内心一定会很鄙视你，轻佻的女孩子则可能会利用其“优势”和“资源”向你换取她所需要的东西；而男同学则是轻视你、仇视你，认为你是在利用教师的优势地位获取不该属于你的东西，这将极大地损坏教师的印象。当然，这是把教师在处理这种关系中，被放在主动地位来谈这个问题的。问题是现在有些女学生，思想很开放，在这种关系中显得很主动，个别的甚至成为大学师生恋的主动制造者。这种女学生，要么她可能是对自己的导师的学识、人品、阅历、成就、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产生崇拜和爱慕，便自信地利用自身的优势，包括年青、漂亮、有知识，把自己的导师像物品一样从师母那里夺过来成为己有；要么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用自己的“自然资源”换取老师的“权力资源”。音乐学院的这位老师最后说：但不管是那种情况，为师者都应该以一种对家庭、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处理好这种关系，不管是不是学生主动，关系处理不当，教师都应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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