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写歌荐轩辕

——鲁迅先生专访记

宜昌   吴海宁

1935年2月某日，上海，天冷，先生寓所之书房。

鲁迅先生习惯性地点上一支烟，许先生接过火柴盒，顺手把鲁迅先生推荐的几本杂志递给我。作为《萌芽》杂志新闻时刊记者的我，正为自己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采访鲁迅先生而幸运。

“先生，他们不想让您多说话，不想听您歌唱……”我开口说道。

“我才不怕他们呢。他们不让我说，我偏要说，还要大声地说；他们不想听我歌唱，是因为我不是为他们唱歌。自有听我歌唱的人，我的歌是为最广大的听众——受苦受难的国人，需要用歌唱展现力量的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和那些小后生们所唱的，我最希望的是这些人能听到，能应和。”先生目光如炬。

“可是，先生。有人往您的院子里扔了子弹。这太危险了。”我提醒先生，要提防那些带鸭舌帽的人。

“我看到了，他们有好几个，在我的门前转悠。他们就是用枪打来子弹，我也不怕。”先生吐了一口烟，轻咳了两声，“我这身体，”他指向自己的肺部，“只有两种让我停止呼吸的可能，一种是这病，一种是他们的子弹。”

“先生，病得治，用好药；他们的子弹，我们得提防。先生，您与我们说说，您为什么弃医从文，用笔来追求人生路的事儿吧！”这是我采访先生的话题。受杂志社之命，我得写一篇关于个人、家庭、国家与人生选择的报道，先生是旗帜。先生的时间很宝贵，下午，有一批左联的青年作家要到家里来，我得抓紧。

“我原本也不是学医的，我学的是军事……”先生起身，打开窗户，他的眼里饱含深情，目光也飞向窗外。

“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在我心里，痛得很！”

“洋务运动的风吹到了我的学堂，学开矿。将来做个实业家，用这条路救国……”

“我想当医生，那是我自小就有的梦。至少可以医治像我父亲那样的病，不至被庸医给早夺去性命……”

“在仙台，弱国之人学医，分数高点，就被匿名攻击；胶片里的那些中国人，课堂上日本爱国青年的呼喊，都让我心痛。那时，我的思想不知不觉变了，职业选择也变了。”先生神色凝重，“只是我的谎言，于藤野先生，是对不住的——但我已下定决心，不想学医了，得找一条新路子。”

离开仙台的先生，先是在东京想办个刊物，奈何条件不允许。回国，是不是能做呢？于是，先生就回到国内，先是在北京，而后广州，再是上海，甚至去了厦门。

“二十多年来，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先生，您的文章，给予我们认识自己的能力。身上的臭虫，思想上的虱子，都无处遁形。”我插言道。

“关键是，你得抓住这些臭虫，把它们弄死，不让它们吸附于你们健康的身体；清除思想的虱子，把那个旧铁笼打破——”先生猛地起身，“用力，要用力抓，用新思想去清除！”

“咚咚——咚咚咚——咚——”敲门声传来。

“是雁冰他们到了。”许先生起身，“我去迎他们。”

……

对先生的采访，业已接近尾声。但我还不想走，“先生，能用一句话，对青年学生们如何选择职业，提个醒吗？”我追问先生。

“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命运同家庭、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就能确定自己的人生航向，选择恰当的职业，并经过努力实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价值。”先生笑着告诉我。

杂志社内，我的办公桌上，先生赠送的《莽原》，《新青年》等几本杂志散发着墨香，先生的《呐喊》、《南腔北调》等专著静静地陪伴。我伏案写稿，明天的《萌芽》杂志专刊人物专访——一篇题为“以笔写歌荐轩辕”的报道，此时，正在我的笔下悄然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