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下午，我在济南参加《文化淄博》编纂会议，老同学、老同事兼领导胜利君打来电话，告诉我茂国兄住院的消息。因为茂国兄一向身体强壮，以前曾因胃部不适住过院，听到这个
消息，以为这次也会象往常一样，不会有大碍，相约回桓台后去医院看望。22日下午回到家，爱人
突然提醒我要告诉我一件事，让我听后不要激动，然后说：田茂国兄走了。听了这话，我大吃一惊，继而一脸狐疑，以为是讹传，打算问明情况，次日前去看望。还没等我询问，不到6点的时候，宣传部的老同事元功老弟语带悲凄地告诉我：茂国兄走了，明天上午9：30在县殡仪馆告别。听了这话，刚才的吃惊和狐疑变成了现实，前去探望的许诺竟成永诀：茂国兄，你的身体那么健壮，你的为人那么豪爽，你的人品那么令人有口皆碑，你才刚刚六十岁啊，你竟然走了？让我们这些人怎么忍受得了！？
茂国兄是我敬重的兄长和领导，与他的交往有三十多年。1985年8月，我调县委党校工作，曾在党校工作的茂国兄虽然调往县委组织部任职，但依然住在老党校的宿舍里，经常的碰面，使我牢牢记住了这位魁梧挺拔、面色黑红的老兄。1988年4月，我考进县委宣传部，不久他也调入县委办公室担任副科级秘书。1991年春节过后，县委办公室安排茂国兄去北京取回县里根据建设吨粮县的材料编成，送人民日报社记者审阅的一册《田野的希望》书稿，需要一个熟悉新闻单位的同志陪同，单位安排我参加，于是，我有了与茂国兄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那时候条件较差，前往北京多是乘坐火车。经过一宿的颠簸来到北京后，很快就联系上当时供职人民日报经济部的何加正主任。何主任详细询问了桓台建成吨粮县后粮食转化的一些情况。此前，我正好采访过这方面的内容，也曾写过新闻稿。就把自己掌握的情况一一向何主任说明。何主任的垂问，令我觉得有必要提供一个书面的情况说明。回到人民日报社招待所，根据记忆，撰写了一份文字材料。虽然也曾想过在人民日报发表稿件，又觉得一个情况说明，如果人民日报要发表的话，他们肯定会派人前往继续采访。于是我在文稿的末尾属上自己的单位和姓名，次日送给了何主任。公务完成了，在招待所等候期间，我想，去一趟北京不容易，就利用这段闲暇跑几家新闻单位吧。于是，茂国兄陪我先去了百万庄的《农民日报》，后到宣武门外的新华社，还去了复兴门外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海运仓的《中国青年报》社。一路马不停蹄，到晚上回到招待所洗澡的时候，茂国兄站立的有挡版相隔的水笼头下流出了鲜红的血水——为了陪我去新闻单位，他把自己的痔疮都磨破了。本来他完全可以在招待所休息，也可以去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可是他没有，他象对待自己的小弟弟一样呵护着我，陪伴着我。等回来后不久，同事告诉我《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写的稿件的时候，我才后悔，为什么不属上茂国兄的名字呢！
这次北京之行，不仅令我感受了茂国兄的厚道与认真，也让我见识了他与兄长的手足之情。他的长兄当时在北京市东城区委办公室工作，他的大嫂是将门之后——父亲是老红军，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罗应怀将军。他们的家就住在北京站北面不远的居民楼中，返程前，我陪茂国兄来到了长兄家。长兄一面陪我们聊天，一面谆谆嘱咐茂国兄工作和生活的事宜；大嫂则一直在忙碌，准备让茂国兄带回老家的礼物。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那情景，至今留在我的眼前。
从北京回来后，茂国兄去了我的老家，原周家镇任职，先后担任副书记、镇长。数年后，调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我则去田庄镇工作两年后，调当时的桓台报社工作。2004年底，又调县委宣传部，直接在茂国兄的领导下工作。但是，他从未把我当作他的手下，安排工作总是带着一份客情。即便我的工作出现失误，他也从没有说过严厉的话语，而是主动承担责任，宽以待人。再后来，他又担任房管局长，无论大事小情找他，只要不违背原则，他都会想方设法帮助办理。调任房管局长的时候，单位召开欢送会，离别的苦楚，让很多同事流下了泪水。
茂国兄是个热爱生活的快乐达人。言谈举止，都充溢着他与众不同的诙谐与人生智慧。担任组织部秘书，分管车辆，那时候哪来的车辆？所谓分管，就是部里工作需要的时候，负责向有车单位协调借车。担任周家镇长后，汇报植树事宜，称“已挖未挖的树坑达十余万个”。自己的家乡起凤镇夏庄村有时称呼上容易发生歧义，当人们问他是哪个村人的时候，他总是回答“夏庄三大队”；有与他的兄长相熟的朋友问他们是不是亲兄弟的时候，他会说“一个爹一个娘”。诸如此类，音容笑貌，仿佛仍然在我们眼前。
站在告别厅，端详着屏幕上面带笑容的茂国兄，那神态，仿佛在向我们话别。告别室中，他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切显得那么安详。撕心裂肺哭声，在击打着每一个告别者的神经。我们的眼里浸满了悲痛的泪水，手中的纸巾几次被泪水湿透。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仿佛都没有相信茂国兄离开的现实。几天来，我一直被这种情绪笼罩着，咀嚼着这难以相信，却又不得不相信的残酷现实，心都碎了。
茂国兄，安息吧！茂国兄，一路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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