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退隐故里

    康熙四十三年（1704），王士禛从刑部尚书罢归。关于罢官原因，依王士禛自述，是为王五申告冤抑而失出（《自撰年谱》），《清史稿·王士禛传》所述略详：“四十三年，坐王五、吴谦狱罢。王五，故工部匠役，捐纳通判；谦，太医院官，坐索债，殴毙负债者。下刑部，拟王五流徙，廉免议。士祯谓轻重悬殊，改王五但夺官。复下三法司严鞫，王五及谦并论死。又发谦嘱托刑部主事马世泰状，士祯以瞻徇夺官。”他被罢免了刑部尚书，降三级调用。于是便告老还乡。
    王士禛为官数十年，素以吏事精能、醇谨称职著称，特别是深为康熙赏识，此番以位高望重而失于一案，不免令人费解。昭梿在《啸亭杂录》里透露，王士禛是“因与理密亲王酬倡，为上所怒，故以他故罢官”。昭梿在乾隆朝袭礼亲王爵，与满族亲贵、文武群臣、当代名流交往甚广，熟知掌故，他记述的王士禛罢官一事虽未见于其他记载，也不会是毫无根据的。
    理密亲王为康熙次子允礽。康熙晚年发生了建储纠纷，他一生共得三十五子，长子允禔以庶妃所出而不得立太子，次子允礽以母亲为孝诚皇后故，未满两岁就册立为太子。但允礽长大后行为常常有失检点，康熙谓之“竟类狂易之疾，似有鬼物凭之者”（《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三四），于四十七年九月把他废立拘禁。从废太子的时间看，已是王士禛被罢归三年后的事，但实际上允礽与父亲的矛盾蓄积已久。康熙诸子暗图太子位的大有人在。他们各自结帮拉派，营制力量，长期地明争暗斗。康熙四十二年（1703），允礽的得力的支持者和帮手索额图因树立派别、议谋朝政罪被拘禁、幽死。康熙曾谕曰：“向因索额图、常泰交通设谋，朕洞察其情，置索额图于死，而允礽时蓄愤于心。近复有逼近幔城，裂缝窥伺，中怀叵测之状。”（《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即见索额图被拘，是允礽与康熙矛盾揭开的标志。由康熙对诸子争夺皇权结帮树派的不满，而怪罪到与太子酬倡的大臣，是合情合理的。四十二年索额图死，四十三年王士禛受降职处分，不能说中间丝毫没有内在的联系。昭梿所说，也许是王士禛去职的真正原因。
    九月，他登车就道，行装只有“图书数簏而已”（《自撰年谱》）。视此，使人不由想到他在扬州任推官五年，临行却“不名一钱，急装时唯图书数十箧”（同上）。王士禛一生为官又以简约清廉享名，无论是友朋，还是官方为他写的传记，都曾提到过他为官廉洁正直这一点。廉洁正直，不具私心，可说是王士禛居官之准的，能够做到这样，也是他本人在撰个人年谱时深为自豪的。至于他为官清正廉洁、洁身自励的思想，在《手镜》中表现得尤为显明。康熙三十六年（1697），王士禛的儿子王启汸官唐山县令。唐山当时土瘠民贫，对于儿子以书生而骤膺县令重任，王士禛放心不下，专门写下《手镜录》一册给他，予以教诲。全书由数十条作官和生活经验构成，其中心思想在于审慎处事、洁己爱民。摘录数条以见一斑：
        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倍要谨慎检点。见上司、处同寅、接待士绅皆然。稍有任性，便谓以门第傲人，时时事事须存此意。做官自己脚手须正，持门第不得。
        日用节俭可以成廉，而下人衣食，亦须照管，令其无缺。
        春秋课农，须身亲劝谕鼓舞之。趠游须减驺从，自备饮食，令民间不惊扰。
        地方万一有水旱之灾，即当极力申诤，为民请命。不可如山左向年以报灾为讳，贻民间之害。
        必实实有真诚与民同休戚之意，民人有不感动者，不恃智术驾驭。
诸如此类，出自一位封建大僚之口，实是难能可贵的。这实际上也是王士禛自身思想品格的写照。
    归里后，王士禛淡泊自守，居家第二年开始编叙个人年谱。人虽然已入古稀之年，作诗却仍连年不辍。第三年，集归里诗为《古夫于亭稿》。此后几年，又编《蚕尾后集》、《己丑、庚寅近体诗》。在回乡最初一两年的诗作里，还能明显感到罢官对诗人情绪的影响。如《丙戌七月一日立秋作》一首：
        故山天黑已归休，弹指年光似水流。皂荚树间方坐夏，红兰泽畔忽惊秋。阑风伏雨催摇落，海燕江鸿任去留。久识浮生蕉沫耳，翛然身世一虚舟。
诗中充溢着人生流年如梦的感慨。后来则完全是家居消闲的吟唱，“话杯水风波，叙身边琐事”，多就眼前琐碎的事物，日月泉园，草木虫鱼，乃至家筵上的杂吃抒发闲情，基本是家居生活的记录，内容上多无甚意义可言。
    自《唐贤三昧集》选定之后，王士禛的创作风格已趋于定型，呈现的大体是一种面貌：多作短诗，追求平淡。青壮年时期诗中时可见到的豪爽之气消失了。归里后的创作，走到了这种倾向的极致：原喜欢在表现粗犷、浑阔气势时用的古体长句已经不作，古体短句也很少问津。除了《古夫于亭稿》中尚常见律诗外，后来所作几乎全部是五、七言绝句。因这些绝句不外是写诗人的家居生活杂感，往往是伫兴而出，信笔拈来，所以比居京创作的雕饰刻画要自然平淡一些，从王士禛自称“境由兹老矣”的自诩口气，可以想见，他本人对其后期的创作发展是比较满意的。而这种满意的反衬，则是他对个人创作不足的反省：为修订个人年谱，王士禛系统地对自己一生的政事、文学作了回顾。在此期间，曾有人阿谀他道：“从古诗人不论名家、大家，读其集，俱未免有俗句、累句及不成句处。惟先生无之，可谓前无古人者矣。”王士禛听罢说：“此正我不及古人处也。”（见江熙《扫轨闲谈》）表明了他对自己诗作因注意工整、优美，以致清秀有余，反有损于自然、性灵的觉悟。
    诚然，比较起来，绝句易于成篇，不似长篇大制的难以驾驭。人入耄耋之年，才思蹇涩，要不放弃作诗，不得不从易处入手。袁枚所谓“诗者，人之精神也，人老则精神衰葸，往往多颓唐浮泛之词”，确也可为王士禛此期创作的写照。但是，在人生的晚年把诗歌创作精力全放在绝句上，就王士禛来说，又有着另一层原因，即为他在诗歌理论上对绝句的推崇以及对唐人绝句的钟爱。在前文我们曾提到表现“神韵”诗论，绝句是其最佳格式，它也是王士禛的擅长，在“自笑年衰才已尽”之时，仅仅在所擅长的方面加以发挥，没有余力顾及其他是容易理解的。与此相照应的，是他归里第三年删定的《唐人绝句选》。这是从宋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中删选出来的，王士禛说自己“少习是书，惜其踳（chnu,蠢）驳，久欲为刊定而未暇也。是岁乃克成之”（《自撰年谱》）。在此期间，他自称“有所作，辄欲效之，然终不能近也。故是岁所为绝句遂溢至二百首”（《蚕尾续文·蚕尾后集自序》），由此可见他对学习唐人绝句的高度热情。
    王士禛一生在选辑前代或刊定他人诗作上，除了就时人之作和时代较近的明代人诗做过大量的工作外，对明代以前诗，主要有四部选集：年轻时的《神韵集》、中年的《唐贤三昧集》和《十种唐诗选》，晚年的这部《唐人绝句选》。十分有趣且耐人寻味的是，他虽然说自己曾“越三唐而事两宋”，并批评“几人眼见宋元诗”，但在对待宋、元两代诗上却没做什么工作。从这里不难看出王士禛一生对唐诗的崇尚，难怪翁方纲一语点出他乃是“超明人而入唐”（《石洲诗话》卷四）。
    康熙五十年（1711），王士禛因病卧床，枕上最后检阅了自己生平的诗文创作，亲加删定，汇集为《带经堂集》，事竟而终。《带经堂集》九十二卷，收录了王士禛诗歌编年以来的全部诗集和除笔记杂著以外的散文创作，包括《渔洋集》二十二卷、《渔洋续诗》十六卷、《渔洋文》十四卷、《蚕尾集》二卷、《蚕尾续诗》十卷、《蚕尾文》八卷、《蚕尾续文》二十卷。其中诗有四千余首，以洋洋大观的面貌，反映着诗人吟咏不辍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