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绝无恶意，绝不骂人。

    写下这个题目，是颇费思量的，也是极不情愿的。毕竟，绝大多数的山西人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特别是山东人一样，都是善良正直的，用“丑陋”这样绝对没有褒奖含义的词语形容山西人，未免有人身攻击，诬蔑侮辱的成分掺杂其中。而且，本人从祖上迁居住山东数百年至今，在现行资料登记时，籍贯上一直填写山东，但据族谱记载，祖上却是从河北枣强迁来。前几天看东营市委宣传部的网站，发现一篇题为《走近黄河口》的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中提到这个问题时说，“至今在黄河三角洲一带仍有民谣流传:‘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要问祖上在哪边？本是直隶枣强县。’民间流传的说法一般是对延续下来历史的口头解读，有真实的一面，也不乏演绎成份。就移民成份的构成，来自山西洪洞县，为此历史上有明确记载：首批是明朝洪武二年，即1402年（实际是1369年，1402年之说有误）有来迁者，他们分别安置于广饶和利津两县。但来自枣强县一说，除了当地有部分家谱记述外，由政府组织的大批移民现象史料中尚未发现”。是真是假，我未作考证，如果此言属实，那本人很有可能与山西存在着某些遥远而确实的血统方面的联系，而且，追溯起来，魏这个姓氏的郡望最初就在山西的芮城，正处于黄河从陕西与山西之间南行向东拐弯奔向大海的地方。从地图上看，因一曲《苏三起解》而闻名全国的没有好人的“洪洞县”好象就在那一带，至于行政隶属关系上有没有瓜葛，没有查证，几千年前远古时候的具体情况一句话似乎也说不上来。所以，写这样的题目，也确实有一点欺师灭祖的味道。

    但是，我还是要把这个题目写下来。为什么？就因为看过了正在热播的由山西省委宣传部等单位拍摄的所谓央视开年大打戏的《走西口》以后，突然产生的感想。因为这是《走西口》给人留下的印象。

    本来，对于《走西口》表现出来的审“丑”主义，对于该剧编剧审美观中的这种“露丑癖”，并没有打算评论。因为舆论已经有“《走西口》侮辱山西人”这样的观点，声音本来已经不算小，本人再去呱噪，实在也没有多少意思。看过央视播出的几集后，有的媒体称《走西口》是《闯关东》的姊妹篇，总体感觉上无论在艺术风格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这部电视剧与《闯关东》根本无可比拟。于是也就抱着姑妄播之姑观之的心态，聊以观赏。毕竟这也是一部民族的史诗。春节后各地方台再次播放，恰逢春节，百无聊赖之中继续观赏，突然看到35至40集中的一段情节，大体内容是：梁满囤休了老家的童养媳做了裘记皮匠铺的上门女婿，本来已经让隐姓埋名走西口而且做了他的干爹的田光宗不满，其后又对田青进行陷害。于是做棺材铺生意发了点小财的田光宗找到了裘记皮匠铺的赵伙计，密谋修理梁满囤。赵伙计何许人也？小人。梁满囤做学徒挨打出洋相的时候，此人就幸灾乐祸；皮匠铺掌桌牛师傅年老体弱，梁满囤想把牛师傅掌握的配方弄到手后把牛师傅一脚踢开，此人鞍前马后忙活；即使对梁满囤，他也心猿意马、三心二意、朝秦暮楚、心存二心。就在牛师傅临终拿出配方的时候，他趁梁满囤不备，把牛师傅留下的配方藏了起来，先后找到田光宗和田青，想谋掌桌师傅的差事。本来有这么个也就算了，不知道编剧发了什么飙，突然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田光宗知道赵伙计的心思，就把他找了去，说明了情况，给了他两块大洋，让他随时报告梁满囤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田与赵聊起了各自的籍贯，田光宗自不必说了，说到赵，不仅说赵是山东人，而且是山东曲阜人。还故意抬出孔老夫子。那口气，那神态，不知你看过之后会产生怎样的感想。看过之后，本人是义愤填膺。编剧糟蹋山西人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拿出一个山东人，而且是来自孔孟之乡曲阜的人？

    我不否认拍摄《走西口》的立意。但是观赏过几集后的确没有看出电视剧想表达的山西人的高尚在什么地方，甚至怀疑山西到底还有没有好人。反面的夏三、吴玉昆（此人可能不是山西人，姑且算上）、刘一刀等；普通的如梁满囤、田光宗、裘老板等；正面的如田青、徐木匠、豆花等，除去梁满囤父母、田青母亲淑贞、蒙古诺颜王子以及几个苦命的女人外，哪里有什么好人？如此众生相，仅凭对于仁、义、礼、智、信含义的简单定义和定义的简单解释，岂能表达弘扬民族精神的主题？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也许《走西口》编剧的意图也正是故意采用这种原生态的写实手法去弘扬主题。问题是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中，其他的人都委琐不堪，人格低下，只有田青品格高尚，正直无私，形象高大。岂不知，正是这样的高大全式的手法给本来应该丰满的人物形象造成严重的损害，令人感到虚伪、图解和不真实。作为编剧，精力应该关注在如何提高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感染力上下功夫，应该在作品的结构、布局与情节推进上下功夫，而不应该如此出于这样那样的心态去故意设计一些纯粹无用的情节，抵消作品的影响力。《闯关东》表现的主要是山东人，虽然也描写了一些外省人的情况，你看到了抵毁与侮辱了吗？虽然《闯关东》在思想上与艺术上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内容，在客观效果上，绝对树立了山东人的正面形象，达到了拍摄的目的。

    如果一部影响巨大的《走西口》令人感到“洪洞县里无好人”了，那这样的创作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再拿一个两个外省人来说事，不是无知，就是人格低下，起码是阴暗心理在作怪。

    补白：思来想去，改了又改，最后还是把题目改了回来。其实，柏杨有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虽然没有读过，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还觉得一个中国人为什么骂自己丑陋啊？后来才理解了其中的奥妙。咱不敢自比，勇气却是需要有一点的。所以，题目还是改了回来。如果有山西朋友读过此文后有所不认同，还请以开阔的心胸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