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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武松这个形象是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他是梁山泊农民起义军中决心反掉大宋朝廷的最彻底革命分子之一。但是，他的这个思想和由此而产生的性格行为并非生来就有，而是在他的生活道路上逐步形成的。《水浒》正是挑选他性格形成时期所经历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加以描写，把这个过程表现的清清楚楚，真实可信，使这个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成为《水浒》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关于武松的章节也成为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之一。
关于武松性格的发展，武松身上的那种英雄气概，胆大，心细，敢作敢为，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都是“生来”——在书中一出场——就有了的。打虎集中体现了他的英雄气概，杀潘金莲、杀西门庆突出他的嫉恶如仇，有勇有谋和为兄报仇的英雄义气；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显示他的勇猛无敌，武艺高强。从这个角度看，武松一出场就是定了“型”的，这些场面和情节逐步地从各个方面分别揭示展现了他的这些特点。
但是，从武松的思想来看，却远远不那么简单，他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我们抓住他对封建官吏和封建法度的态度作为一条脉络进行分析就可以看清楚。
武松出场时是一个为打抱不平伤了人，离家流浪的落难英雄。他空有一身本事，无用武之地，他不甘为庸碌之人，却也没什么明确目标。因为打虎，阳谷县令看中他，封他一个小官职，他虽然并不稀罕，却也欣然就职，作了都头，为其奔波、跑腿，并不觉得有什么委屈。
哥哥武大的惨死，使他更深刻地看到世间炎凉，人心之狠毒；官府不问，使他初步认识到封建法度的虚伪，荒唐。在此之前，他基本上还是一个恪守在封建法度之内作英雄的人，此时为兄报仇，他公然杀死潘金莲、西门庆。但是，这时的武松还是甘受这法度管制的，动手之前他做的大量周密的计划安排都是为打官司找证据，想落个“杀之有理”。事后又去首告，乖乖地被判发配，自认有罪。在路上遇见张青，建议他把两个公人杀掉，去二龙山落草，他却坚决不肯，称是因这二人“于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服侍我来，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并将二公人请“上座”，虽有仗义的成分，实质上是对封建法度自觉不自觉的遵守。
到了牢城营，武松面对蛮横敲竹杠的差拨毫不畏惧：“你倒来发话，指望老爷送人情与你半文也没，我精拳头有一对相送！金银有些，留了自买酒吃，看你怎地奈何我？”在管营棍棒淫威之下硬不低头：“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儿，打我不快活。”表现了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的极大仇恨和蔑视。可是小管营施恩用几顿酒饭相待，一席软话奉承，就把武松弄得甘心为他出力去打蒋门神。虽然这显示出武松的英雄和报“恩”的义气，客观上也为民除了害，但实质上是给一个封建小官吏利用当了走卒去打他的仇人，成了他们互相倾轧、排挤的工具，还是表现出武松缺乏对社会深刻的洞察。
打蒋门神不能说明武松思想发展，但这件事引出张都监的陷害，使武松思想发生了惊人的飞跃。看来武松这条硬汉也经不得软事，张都监一番厚待又使他感恩不尽，如果张都监没有害他的心，我们可以设想，武松将会成为他一个忠实走卒，这与前面对管营的态度一样，是他思想局限性的体现。
但是，铁的事实擦亮了他的眼睛，他看到这些封建官吏没有一个好东西，这社会没有一点光明，封建法度也守不得，只能是坏人逍遥，好人受害。他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什么公人、都监，什么丫环、仆人，见一杀一，他认为自己的仇人不是个别人，是这一批人，他要把他们杀尽。他还公然写下“杀人者武松也”，向封建法度、贪官污吏，向这豺狼当道的吃人社会挑战，他决计去二龙山落草了。
可是这时武松思想上还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且来看看他与宋江邂逅相遇又匆匆分手时所说的一席话：“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此灰心，只是投二龙山落草避难。”“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自认有罪，这是他头脑中不自觉地用封建法度衡量自己。等待招安，等待皇帝的恩赐，好重新做“合法”的人，这表明他此时对封建皇帝还心存幻想。
二龙山落草，梁山泊聚义，打富济贫，与官军战斗......在和封建社会抗争的过程中，武松越来越认清了社会的黑暗是由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腐朽昏聩造成的（当时他还不可能认识到那个社会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梁山泊菊花会上，当会上演唱宋江所作《满江红》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时，他第一个站出来喝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说出了当年去二龙山之前对宋江所说的截然相反的话，表示了反朝廷，反皇帝的决心，这是武松思想性格发展的最高点，至此完成了他由一个遵守封建法度、道德的义士向一个敢对封建社会造反，敢反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英雄战士的转变。
对于武松上梁山泊后的情况没有足够的表现，使得这个人物的性格发展过程显得不够完整，这是个美中不足的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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