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吃没吃相，头发乱七八糟，衣扣经常扣错，袜子经常穿反；偶尔穿一次西装，打在脖子上的领带像是拴牛的绳子，走在街上，还以为是跑出去的牲口”——

          参观大冯
                     杜仲华
   

他不喜欢别人称他为作家、画家、文化或知识分子，因为所有这些称谓都具有某种局限性，都不足以令他进入一个更加自由地把握生命本体需要的境界。
    只有“文化人”最适合他。
    他的头脑像是一座挖掘不尽的思想和文化宝库。他每天都享受着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并在他所涉猎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和见解——人文学到美术，从民俗到考古，从足球到越剧……他真是个精神上的富翁！
    不仅如此，近年来他还大声疾呼并身体力行，导演了一系列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存的“文化行动”。
    这便是“文化人”冯骥才，熟悉他的人都亲切地称他“大冯”。

               大冯给自己画像

    “我与一般作家有个很大不同”，大冯在他那间被各种书籍、字画、彩陶和石雕装点得琳琅满目的书房兼客厅的沙发上，神态悠然地翘着二郎腿，向笔者勾勒着他的“自画像”：“我首先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吃没吃相，头发乱七八糟，衣扣经常扣错，袜子经常穿反；偶尔穿一次西装，打在脖子上的领带像是拴牛的绳子，走在街上，还以为是跑出去的牲口。
    “在一般人眼中，作家应当像张贤亮那样清秀些，戴副金丝眼镜，西装革履，文质彬彬，我呢，穿上西装浑身难受，觉得不是西装为我服务，是我为西装服务；作家的逻辑性较强，我却喜欢感情用事，心血来潮……有一天早晨，我本来情绪不佳，可一欣赏西洋古典音乐，一瞬间仿佛云开日出，眉清目朗，当即铺纸濡毫，写出一条幅：‘万般愁绪，百挥不去，一呼即来，十足精神’，被朋友当作书法‘神品’索去。总之，从外形到对生活的感觉方式，我身上具有的特征大部分是画家的而非作家的……”。

          先看见“画”，再写成“字”

    曾将大冯的小说《雕花烟斗》译成英文的美国学者苏珊女士写过一篇文章，称大冯的小说“先在头脑中想象一个画面，然后再把画面写出来，仿佛他完成的不是文学，而是绘画。这可能与他先前曾是一个画家有关系……”
    真是一语中的，真知灼见！
    读过巴尔扎克小说的人都知道，此公写作时，惯于将空间环境描写得过分细腻、精确和繁琐，连一座公寓的泄水管都不厌其烦地具体交待。大冯认为，巴尔扎克非画家，有画家感觉的人未必如此事无巨细——关键是写出画般的意境。大冯写小说，往往是先“看见”一张脸、一个空间、一帧老照片、甚至一束花，让这些东西在思绪中渐渐成熟、鲜活起来，一部小说的情节构思也就接近完成了。

            与“爱人”保持一段距离

    进入９０年代以来，大冯是将文学和绘画作为一丙“双刃剑”来使用的，他本人也不断变换着角色——有人戏称他为“两栖动物”，有人则形象地称他有了文学的“婚外恋”。
    在大冯眼中，文学是用文字来作画，所有的文字都是色彩；绘画是用笔墨来写作，画中的线条、色彩皆为语言。
    而绘画，必须在一定阶段里与之保持距离，才会刺激出强烈的创作欲望和全新的绘画语言，犹如爱人抚摸你的手，只有离开一段时间，重新抚摸时才有感觉。
    迄今，大冯已与绘画保持了两年的距离。其间，他不断感觉着纸、笔和颜色，经常在头脑中“作画”；在读别人的画作时，也琢磨着善于绘画的种种问题。当他再次拿起画笔时，将会给世人一种全新的、更加挥洒自如的感觉。在这些新画中，他会用更多“模糊”的语言来表达丰富的内心世界；会更注重画面内在的纵深的延伸（而非画面两边的延伸）。这种妙不可言的感觉他已捕捉到了，并曾尝试一二。但他尽量克制自己，引而不发——他更喜欢“迸发”。

             服从艺术，不服从市场

   大冯的画已进入市场，且收藏家出价不菲。但他偶尔卖画，只是为了出版抢救城市文化遗产的《老房子》画册这类公益事业。他只服从艺术，不服从市场。他历来注重研究读者的接受心理，注重与大众沟通，但决不降低自己的艺术理想，决不媚俗。
    大冯认为，当前中国文艺的最大敌人是平庸。造成平庸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处于一个物化的时代，物欲横流，急功近利，太重实际而不重精神；另一方面，市场炒作把很多平庸的东西人为拔高，对很多高雅纯净的东西又视而不见，鱼龙混杂，形成市场选择、消费专制，使文艺创作缺乏激情，缺乏如丹纳那样“为思想而活着的人”，这就很难诞生大手笔、大制作和传世经典。

       “土破烂”“洋破烂”他都捡

    每次从国外访问归来经过海关时，已认识这位身高一米九二、“鹤立鸡群”式的“文化人”的边检人员，都会对他超量的行李包裹付之一笑：“冯先生又捡了多少破铜烂铁回来？”
    大冯万里迢迢背回的可不是什么“破烂”。
    无论埃及克普特时期的石雕，古希腊建筑中的瓦当，还是奥地利彼得玛耶时代的油画和巴洛克时代的银雕像，都令他意醉神迷，爱不释手——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的缩影啊！
    他的兴趣爱好实在太多，收藏文物古董只是其中一项。
    他很少到古玩店或拍卖市场买东西，觉得那是经过别人选择的；他喜欢遛摊儿，下乡逛年货市场，老百姓从家里扛来的瓶瓶罐罐，别人不识货，他则可通过自己对书画文物的鉴定知识和独具慧眼的审美，将其挑选出来变成价值。他喜欢这样的发现。他收藏的最大乐趣亦在于此。
    他的藏品中，有马家窑和西汉的彩陶，北魏和唐代的石像，明代的大门，清代的马车和近代的民间木版雕刻等。那扇明代大门，形制优美，要七个人才抬得动，是他抢在一个比利时人之前，花费几万元购得的。
    他的“大树画馆”里，还陈列着不少佛像。当初，他从文物贩子手中买来这些佛像时，便考虑到它们可能来自未加保护的田野、寺庙或“文革”中的散失品，故准备出版一本图录，名为《文藏雅集》，供有关方面辩认后“完璧归赵”。

          重要的不是呼吁，是行动

    大冯不愿以作家、画家相称，因为它太职业化，而职业对人的潜能是一种限制和约束；大冯不愿以“文人”相称，因为它太优雅，太休闲，缺乏社会责任感，在现代社会中，他更喜欢责任感——他的主要生活经验来自“文革”，其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不得不死存亡息息相关。而今，他已逾“知天命之年”，正是人生最成熟、最饱满和最辉煌的时期，对他今生今世要完成的使命心知肚明。著名导演、也是他的挚友谢晋曾好意劝他：你的精力太分散，如集中干任何一件事，都会了不得！有人劝他专门写作，有人劝他专门画画，有人劝他专门呼吁城市文化保护……当各界人士都希望“分走分一块”时，他认同了“文化人”这一概念，对一切文化艺术手段均可随手拈来，任意驰骋，胜似闲庭信步——这样既适应他的社会责任感，又满足了他生命本体的需要。
    “我认为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有——重要责任：文化责任。如现代化的负面问题，我们更关注的是环境和资源问题，而城市性格问题若不引起国人重视，再过２０年，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便会荡然无存。所以，我现在几乎像武训一样，到处奔走呼号……”
    １９９５年，天津老城厢即将拆除的消息，使大冯心急如焚，寝食不安。老城厢是天津的发祥地之一，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民俗。凭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凭藉市文联主席、著名作家的号召力，大冯迅速将呼吁变成脚踏实地的行动。他亲自北领一支由摄影、民俗、历史和建筑专家组成的庞大的采风队伍，用一年半时间，对老城厢进行大规模地毯式考察，将其外在形象和文化内涵永久地凝固在大型画册《天津老房子·旧城遗韵》中。其后，他又组织了《东西南北》和《小洋楼风情》的采风和出版。其间，他深入１００多处景点实地勘察，撰写照片说明文２０００多条。
    １９９６年，是大冯的“沙漠年”。春天，他在尼罗河畔踩着被毒日头烤红的沙砾，去寻觅埋葬在大山深处的三千年前法老们的精灵，几个月后，他又应中央电视台邀请，为大型历史文化系列片《人类的敦煌》撰写脚本。当时，他与导演孙曾田乘坐一辆快报废的破车，在古道牛车般的感觉中穿越时光的隧道，领略着千载“丝绸之路”的神秘风采。
    敦煌，将他对历史、文化、佛教和艺术的想象“疯狂地燃烧起来”。
    当他进入写作时，才明白他已把一座博大精深沉重无比的大山压在脊背上，并不时“听到自己脊梁骨嘎嘎作响”。
    那阵子，他的贤内助顾同昭，经常在他睡过的枕头上，捡起一绺绺脱落的头发。为了避免丈夫伤心，她将头发偷偷藏匿起来。
    大冯的生活很简朴，由于身患糖尿病，他只能少食多餐，基本是粗茶淡饭，但配比合理，由夫人精心安排伺候。
    为支持文化事业，大冯卖过一些画。于是很多人将其当成“大款”，出书的，看病的，做买卖的，娶媳妇的，都找他伸手借手。大冯苦笑道，这是个悲哀，我不过是个“文化人”，只有少得可怜的工资，稿酬也不及那些高产的青年作家。偶尔卖画时，他感觉与献血无异。
    但谁会怀疑，精神的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