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笔的时候，记忆已参差斑驳，与故事发生的时候已差了近1个月。那还是上个月二十多号，我与公司的同仁去了一趟重庆，参加第十七届全国书市。

    以前去重庆的时候，对重庆的印象不深，这次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最主要的就是，重庆的出租车太野了，左冲右突，占中线超车，横行并线不打转向，这些狗日的出租司机打着口哨、疯开着破车潇洒极了。重庆的大公共也很野，许多停靠点都没有站牌，让人一上车就有不安全感。我一到重庆，接站的车就被大公交车碰破了皮，我到重庆的第一句话就是：“狗日的重庆！就这样的司机素质和混乱的管理，你就等着出事吧！”不幸的是，我这句话说完两三天后，重庆的一辆大公共车就冲到了山下，让20多个无辜的人丧生。（前两天又到了一次上海，狗日的上海的公交车比重庆更野，那些平时在家里被压抑惯了的上海男人，开起车来竟那样横行霸道。所幸的是，上海的行人太守纪律了。）

    这次去重庆，是我“堕落”的开始，我所在的出版顾问公司要发行一本当红文化名人于丹作序的书《颠覆历史――中国历史上的49个谜》。该书的作者名叫张志君，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研究室主任，也是一名文学博士。为了扩大作品的销路，张志君先生邀请了他的好友于丹教授作序并隆重推荐。在出版这部书的前几天，我的好友塞外李悦参与了《孔子很生气》和《庄子很着急》两书，而我和黎鸣先生则受“博客中国”网站的邀请对于丹进行了声讨，在此之前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和于丹谈谈民主》。策划出版这部书的过程是我的内心极大矛盾的过程，一方面公司需要赚钱，同仁们要求我抛弃只出严肃思想类图书的“底线”，大刀阔斧地走向市场；另一方面是内心的良知促使我高擎理想主义的火炬，将文化启蒙进行到底。最后的结局是，理想主义倒在了现实的脚下，被迫走向“堕落”。唯一聊以自慰的是，在此之前我先后出版了：《追问历史》、《读书献疑》、《读书质疑》等系列书。《颠覆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延续，无非是由于丹作序推荐罢了。但我的另一条底线则一定要守住：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出“反动”和庸俗不堪的书，那我可就是真的堕落了！

   《颠覆历史》在重庆果然是旗开得胜，许多客户以为是于丹的新书呢！公司的经济效益明显好转，在这一点上我公司还真要感谢张志君博士和于丹教授。在特殊的时期，发展就是硬道理，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成功”的那天晚上，我吃得依然是中午吃剩了的盒饭，我喝的啤酒中有一股酸溜溜的味道。唉，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真的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