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真”，不仅表现了真气、真意、真趣这些一般性的东西，他的“真”最核心的表现还是率性之真。

郑板桥写有一副对联：“种竹似培佳子弟，拥金如拜小诸侯。”这副对联写得非常幽默，也充满矛盾，更显得“俗气”。前句写出了他对竹的喜爱，很雅，因为他敬佩竹的高节；后句又表现了他对金钱的渴望，很俗。

郑板桥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也就是六十六岁时，还写出一张《板桥笔榜》，告世人以白银换字画之规：“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又说明道：“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郑板桥的这则笔榜可谓开创了画家公开告白以银易画的先例。当时江西有位张真人，受乾隆垂青，入京觐见后路过扬州，当地商人都争着逢迎拍马。有个人想请郑板桥为张真人写一副对联，为此他特差人去江西定做了长丈许、宽六尺多的大纸，携至板桥处。这纸实在太大，远远超出板桥“大幅六两”的范畴，又要为其撰句，所以就特别地问一下价钱。郑板桥不假思索地开价一千两，来人毕竟是扬州的生意老手，随口杀价五百两，不料郑板桥亦不假思索，欣然应允。提笔一挥而就，即成上联：“龙虎山上真宰相。”来人赞不绝口，并请写下联。郑板桥笑着说：“说好一千两，你只出五百两，我只好给你写一半。”来人这才发现吃了亏，情急之下又去请示大商人，商人哭笑不得，只好如数奉上，郑板桥这才写了下联：“麒麟阁下活神仙。”这也简直有点只认钱不认人了。郑板桥对自己的书画作品明码标价，在当年的扬州城引起很大轰动，鄙夷者有之，赞许者有之，诋毁者亦有之，但更多的人在微微一笑中接受了书画市场上这一静悄悄的变革。叶调生后来说：“这位板桥老兄真是风趣可掬。与那些道貌岸然，实则视金钱如命，连老友也不放过的假名士相比，他可是一位真正的雅士！”其实，这种评价并不准确，因为不要钱的画，人人都会伸手，就是不替画家想一想：他靠什么过日子？靠什么改善生活？当然，郑板桥并不是一个嗜钱的人，他曾在《赠金国元》一诗中写道：“富贵如浮云，休言子弟登龙虎。金钱身外物，莫代儿孙做马牛。”

那么，郑板桥为什么要写这个“笔榜”？应当说原因是多方面的。郑板桥的“笔榜”是听从老友拙公和尚建议而写的，其起因在于郑板桥名满天下，晚年画艺更加精进圆熟，因此求画、索画的人太多了，让他穷于应付。所以他自书润例，想通过笔榜而减少人的索画，杜绝无端的干扰，使自己稍稍有个安静。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生计的考虑。郑板桥一生除了十二年从政之外，主要是以卖画为生的，应该说他的“笔榜”也是从他的生存角度考虑的。郑板桥在一副对联中说：“饱暖富豪讲仄雅，饥馑画人爱银钱。”郑板桥四十四岁前，即考中进士之前，生活几乎不值一提，他靠读书和卖画混迹于扬州一带，日子过得很清苦。加之，郑板桥又喜欢游历和喝酒，花钱较多，正如他自己所说：“年年画竹买清风，买得清风价便松，高雅要多钱要少，大都付与酒家翁。”所以羞于言利的文人的那块遮羞布也就撕开了。第三个重要原因，这就是救贫扶弱之需。郑板桥讲善道，乐于帮助别人，退官回归时将钱都散尽了，此后除了卖画并没有其他的来源，但郑板桥的助人之为并没有任何改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郑板桥并不是一个什么“两面人”，而是快人快语，坦诚率直的人，他的这个“笔榜”，说得直截了当，毫不虚伪。同时，这个“笔榜”也是他率真人格的表露。写字画画，斤斤计较于酬金，自是俗不可耐。但郑板桥毫不隐讳，明明是俗不可耐的事，但出诸板桥，就觉其俗得分外的可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