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明

    呵呵，我的“光辉形象”上了《书法报》。编辑将这张图片以《陈仲明无为而为》而刊登。

    加了引号的“光辉形象”，实乃自我戏谑而已。一个远离喧嚣而自我蒸发的边缘人物，和“光辉”是遥隔千里的。从小先后生活在市井和乡村，我深知：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群中,那些具有自我调侃细胞的人，其内心坚韧的意志和自我化解苦难的心态，是艰难中生存的主要抗力之一。

    我和《书法报》的缘分比较久远，最早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书法报》创报伊始。那时的《书法报》尚未成为邮局正式征订的报纸。我是身在县城的一个书法票友，因为喜好书法，只能以邮购的方式而得到每期的《书法报》。

    1984年扬州政协组织书画展，我书写李白《秋登宣城谢眺北楼》草书条幅，县里审稿，附庸风雅的一个县令以“此人年轻”的贬斥语调而将作品枪毙，经我抗争得以在扬州参展而获扬州前辈好评。我抗争最为充足的理由：这件作品曾经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刘如醴先生审阅而赞许。当时有北吴（作人）南刘（如醴）之称，这两位都是徐悲鸿的大弟子，吴作人在北京，偏重于创作，刘如醴在南京，偏重于理论。在中国，名头大能唬人。要不，县政协的秘书长不敢有违于县令之令而让我的作品参加扬州展览。后来我到南师大美术系读研，刘如醴晚年再婚需要银两，将徐悲鸿一张不大的素描卖给美术系，谈妥价格是五万元人民币，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可是天文数字。

    同办公室的同事李砚祖，毕业于高邮师范美术班，他说，你既然觉得写得不错，何不投寄《书法报》？在作品差点被枪毙的不满情绪和同室李砚祖的煽动之下，我将作品到照相馆拍了一照片，投寄《书法报》，被创刊不久的《书法报》刊用，这无疑对我的自信添加了助力剂。其后，同室李砚祖到南京艺术学院读研，再紧接其后的一年，我也到了南京师院读研，如今的李砚祖成了清华大学的工艺美术理论教授。

    1989年，因第二年连载文章的编务事宜，是我与《书法报》编辑联系较多的一个年份，1990年，我的《朝鲜书法史》在《书法报》连载一年。

    1996年我选择远离喧嚣，自我蒸发，躲进小楼以读书写字而逍遥。

    大概因为是老作者之故，报社每年都赠阅《书法报》。自我蒸发的边缘人，对报社不忘旧情而赠报的善举心怀感动。

    前不久，陡生新奇，发去一张照片和几行文字，试投《书法报•书家近况》栏目。今天看到此期报纸，呵呵一笑，我的“光辉形象”上了《书法报》。

    因为报纸版面所限，图片附语有关《儒林外史》中荆元的话语甚简，今在此补注：

    《儒林外史》里的荆元，一个裁缝而已。

    他说：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研究《儒林外史》的学者陈美林在《吴敬梓评传》中说，这是吴敬梓借用荆元所说，透露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心声。

    我年轻时正儿八经在音乐系学过几年音乐，虽然和吴敬梓笔下的荆元相隔了300年,但如今弹琴、写字、上网，那种天不收地不管的“快活”，不伺候人的颜色的心境，倒是和荆元颇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