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艺术.书法》2010.10

越来越感觉：纯文本批评总是局部有效

要真正触摸艺术精神还得深入创作主体内心

其实这难度更大——

一要掌握尽可能多的资料，二要有“读画”的能力、艺术直觉

近来写的刘墉文和赵之谦文，不自觉地运用了这种批评方式

见字如面

——致悲盦先生

王子庸

悲盦先生：

您在那边还好吗？

想来，您一定比在世时过得幸福。

我们今天的书法人，大多只识您的书法篆刻，不知您在世的生存状态。这怎么能深刻地理解您呢？

文学是人学，书学也是人学。什么样的人，成就什么样的艺术。黑格尔所谓“这一个”。

西方文论，在现代转型中，曾经特别强调作品的形式分析，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但后来，人们认识到此种艺术批评方式的局限。艺术作品不可能割断历史：一，创作主体心灵史；二，创作主体所处历史情境。二者二而一。

这些年，大兴书法形式分析、形式构成之风。在文学上已是恍若隔世的理念，于书法却是新鲜事，有意味不？不过，这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毕竟书法没走过嘛。但是，过犹不及。“韵味”能形式分析吗？“意境”能形式分析吗？“境界”能形式分析吗？“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能形式分析吗？——这些可都是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啊？除却这些，书法还剩下什么，还叫书法吗？

扯远了哈，回来。我要说的是，我们要理解您的艺术，还是要对您的人生有所“同情”。明了“悲盦”何以名“悲”。明了与您生命处境相关的艺术动机和艺术理念。

其实，您的第一人生理想是做官——和历代文人一样。因为做官就意味着一切，至今中国不还是这样吗？唯一的区别是你们那时的官比我们的官素质高得多。像您，满腹经纶的“博雅士”，只能做一七品芝麻官。您仕途坎坷，最后只捐为一个江西的知县。

您十四岁，慈母辞世。次年长兄又因讼破家。“朝而饗，或不及夕”，“寒月单衣”，穷困潦倒。困顿从此伴随您终生。二十四岁，乡试不第。次年，父、嫂相继去世。三十一岁，第三次乡试才中举。遭逢战乱，家乡被太平军攻陷，避乱他乡。三十四岁，长您一岁的妻子病故。“生子皆殇，仅遗三女”，妻亡后，次女三女也夭折。

即便如此，您在“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印款中仍自道：“悲盦居士辛酉以后，万念俱灰，不敢求死者，尚冀走京师，依日月之光，尽犬马之用。不幸穷且老，亦愈乎偷息贼中，负国辱亲。”如此困顿，仍一心北上赴试。悲夫！

您还说：“读书三十年，既不能弋取科第，复不能自求表见。为天地虚生此人，无伤也；为父母虚生此身，大不孝也。”

“素覃思经世之学，薄彼小技，聊资托兴。”（胡澍）

是的，这就是您。一意于功名，书画不过是余事。

——今天看来，悲盦之悲正在此：想要的东西得不到。是啊，谁不想现世荣贵？艺术算什么，身后名于己何用？而且，身后事哪有什么准儿呢？

可悲的是，一意于功名的您终究是个艺术家胚子。

您说：“余少负气，论学必疵人，乡曲皆恶。外舅及之母喜曰：‘此吾婿也。’因以妇归。”（《亡妇范敬玉事略》）这不就是一清代羲之嘛——袒腹东床。

“府君性强果，既名誉鹊起，愈不为世俗之好，孜孜矻矻，以求周秦之绪言，隋唐以前之轨辙。”（《行略》）

“性兀傲”。“盛气难近”（张鸣珂）。“孤愤”（潘衍桐）。

这样的人怎么能做好官呢？

您本就是“艺术家人格”，而非“公务员人格”。

您的书艺，在我看来有几个关键词：天资，新奇，姿态。

先说天资。天资乃为艺首要条件。您“生有异禀，博学多能”（胡澍）。您评邓石如，天分四，人力六；包世臣天三人七；吴让之天一人九；自己则是天七人三。您自谓：“生平艺事，皆天分高于人力。”正是具此“不可一世”之才情魄力（沙孟海语），您才有破天荒的激活魏碑（笔者语，后详）之举。

再说新奇。“好嬉笑怒骂，诗文皆务为新奇，可骇可愕。坐是不谐于世，当代作者亦不能无訾议。然书画刻石并卓绝一时……固不必以体格绳检之。”（潘衍桐）“书不读秦汉以下……凿印奇肆跌宕。”（吴昌硕）“为文奇玮恣肆，浅学之儒，无从句读。”（杨逸）

姿态。此乃您魏碑书最大特点。“姿态百出”“变化多姿”“仪态万方”（马宗霍）。“体势侧媚”（蔡冠洛）。

其实，您书法的最大贡献是激活魏碑。

魏碑乃以刀刻石。柔毫作魏书，必经刀笔转换。您之前，邓石如们已作尝试，且多有成就，但用笔上只是拟其大意，特别是笔画起止形态未能把握精准。您凭自己的天分，在邓石如、包世臣以及时贤的启发下，敏锐地觉察到此，并不遗余力身体力行。您首先在印款上微缩复制成功，然后移入纸上  ——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毕竟是条他人未走过的路。您成功了！切锋入纸，帖法用笔，您解决了此千古难题，一下子激活了魏碑！当代孙伯翔先生说：“说方笔是用刀刻出来的，这个观点我不能接受。”方笔的问题，其实您早就解决了。

再说帖法用笔。是的，“帖法用笔”。可是你们后人不都说我是“碑派大师”“碑学集大成者”吗？思维惯性使然。但凡一书法人，摹几笔悲盦魏书，便自然明了：全是帖法。帖质碑面。不过形是碑而已。看来，您早就“碑帖结合”了。

——这也正是他人指摘您的原因。与何子贞先生交恶，除了性格的原因，就是“政见不同”：何是篆籀笔法写碑，您是帖法入碑，一古质一今妍，当然水火不容。就这么简单。我说得对吧？

所以，马宗霍说您“撝叔，书家之乡愿也。其作篆隶，皆卧毫纸上”也可以理解哈。

想到那段著名“公案”：康南海说您“撝叔学北碑，亦自成家，但气体靡弱。今天下多言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撝叔之罪也。”不瞒您说，我觉得康南海的话是公允的。今天，有些老年人还在写康南海所说的那种魏碑体呢。

您的魏楷的确是有些“习气”（马宗霍评语）的，甚至有些馆阁了——虽然这是您一直反对的。矛盾吗？不矛盾。您一直“期于有用”，期盼经世致用，这种心理状态不期然会投射到您的艺术创作中，于是，出现这么实用的书体面貌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您后来成了——人书俱老时。您的晚年魏书，点画的起止形态不再那么刻意刻画，入新境。可以说，晚年，您不自觉地走回了篆籀用笔——毕竟，这才是真正的碑法用笔。舍此，难得碑书之苍茫厚重金石气。

相反，您盛年时的碑楷并无承传者，这是不是也正说明了它的问题所在？

在我看来，您书法的最大成就是碑行。

碑楷，不过是您走向碑行的过渡，一座桥。碑楷还未化。碑楷是水，碑行是酒。您的碑行，体势全来自魏碑。二王之外，另辟蹊径，难能可贵。“能解散北碑，用之行书”（张宗祥），此非天才大手笔不能为。而且，您碑行用笔充满文气，毫无碑楷之俗气。您的自况“仅能‘稿书’而已”，正可为我此论作注脚。吴昌硕说：“先生手札，书法奇，文气超，近时学者不敢望肩背。”吴昌绶（跋《章安杂说》）说：“如撝叔不妨为学人稿草之书，岂可写屏联成江湖恶劣之体”。与我意同。

您甭误解，我没有否定您的意思，只是想“回复常识”。我们这时代太缺这东西——常识。

艺术上，您还是值得我们尊敬的，颇多可资学习借鉴处。当然，我们该借鉴的是您的意，而不是法。若一味描摹您的形，那就大错特错了。

您“明辨刀笔，不受其欺”的慧眼，您“因学篆始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的方法，您“于古人奚落太甚”的勇气，您放笔直干的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

来复习下您的一系列论艺警句吧：

“古人书争，今人书让。”

“今诗工者在洗拭，古诗作者无绳墨。”

“作诗必是诗，定非知诗人。”

“书以外，妙亦无尽。”

“汉后隋前有此人。”

“六朝古刻，妙在耐看。猝遇之，鄙夫骇，智士哂耳。瞪目半日，乃见一波磔、一起落，皆天造地设，移易不得。必执笔规橅，始知无下手处。不曾此中阅尽甘苦，更不解是。”

“安吴包慎伯言，曾见南唐拓本《东方先生画赞》《洛神赋》，笔笔皆同汉隶。然则近世所传二王书可知矣。重二王书始唐太宗。今太宗御书碑具在，以印世上二王书无少异。谓太宗书即二王书可也。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橅勒之事，成为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奉为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八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痛语。穿越时空的慧眼。叶燮所谓“才、胆、识、力”也。

最后，来看下您“有志未逮，敢告后贤”的那段名言——“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书、不能书者为最工。”不“著迹处”（悲盦语），岂是那么易得？共勉吧。此致

敬礼

                         密州子庸于山东经济学院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