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上海《书法》曾刊载林岫先生艺话，谴责北京某博导（林岫未明言其人是谁，但根据林岫所言书籍，和那位博导申报国家成果的六十余本书目，此人应该是首都师大的欧阳中石），将学生数十本著作窃为自己学术成果，后来网上不少匿名马甲躲在暗处谴责林岫先生，于是，2010年7月3日《美术报》刊载了林岫先生《必须要说的话》。

陈仲明

    过去嗜好读书者中，有偷书者，属于喜读书而窘困无钱买书，于是偷书。可怜又可嫌！
    但别人的辛劳之著作，其著作权挂在了未付出著述辛劳之人的名下，也是一种偷，是比上述偷书者更无耻的偷。
     前者之偷书，几十元钱的偷窃之过，属于小偷之类，而后者之偷书，又是身为人师者，则属于卑鄙无耻者之列。
    如果此人是正人君子，你说他偷了，他早就急得面红耳赤，出来为自己辩护而澄清名誉。犹如犯罪嫌疑人，最为可靠的是找出自己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方可洗清犯罪之嫌疑。也有无法澄清者，最后以生命而证明自己之清白。当然在法治社会，这种悲剧切不可重演。
    如今在场面上混得甚好的名教授，被指责为窃取别人著述成果之贼，却没站出来辩白，那么其做贼的可能是99%,还是本着身正不怕影子歪，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大街上的小偷，共同参与的同伙，帮助望风，一旦事发，能掩护同伙逃走则掩护，不能掩护，就先逃走而保证自己不被抓获的危险。
    书法界帮助偷著作的人辩护，甚至谩骂指责偷窃行为的人，难道也是偷著作的同伙？
    我看不是。
    如果既不是同伙，又没有参与分赃，岂不是白白沾了小偷同伙嫌疑的污点？不划算！
    偷了人家著作，名有了，利有了，脸皮厚点，无耻点，反正我就是这种德性。
    但最可悲的是那些为偷著作的人辩护的人，没有分着鱼还沾了腥气！
    公安立案，有嫌疑的人最好的辩护就是提出我不在作案现场的证据，和出来辩白我没有将他人成果窃为己有是同一道理和逻辑！
   那么一把年纪的人，若真的做了贼，将来就是中国书法史上的贼了，而且是名贼。

附上海《书法》杂志2009年第12期  林岫《紫竹斋艺话》（连载之三十九）　　

林岫  1945年生  浙江绍兴人，现居北京。

·上午有两位京城书法家来寒舍小坐，告诉其师将十数名学生辛苦所著为自已“著述”并于书界教育界堂皇标榜，已荣获“某某成就奖”事。笔者因此前于启功先生处早已有所耳闻，故不觉惊讶，只是看过学生随手带来的近三十多本“书法著作”后，知这些学生积数年之劳所著的上百万字，竟被其师一网尽收（悉入自己“著述五十余种”的煌煌成果之中），仍然为其师的厚颜不惭而感到无比震惊。

·其师标榜自己“积数十年学问，著述五十余种”云云，本身就十分异怪。据其学生统计，若包括套书的册（本）数在内的话，“著述五十余种”共有六十余册（本）。也就是说，倘若按一年著述一本的话，大约需要从幼儿园起即开始著述；果真如此，那么弄不明白的是，他“积数十年学问”之后著述的究竟是最后一本，还是前述的哪一本书呢？

·随意捡出一本《书法释疑》中辑十数位书法家的心得论述，稍有知识的明眼人都知道，此书绝非专著，焉得统归一人名下而为其“著述”？又见举众人之力而成的工具辞书《章草字典》之类，也尽纳入个人“著述”，真不知其中的《居延简》、《西晋残纸》、《敦煌遗书》等是如何幻化成自家著述的？又碑版墨帖图录之类，纵附有简单说明文字，若无考订核校发现论证，应属“编录”；自行标榜为“著述”，依据何在？

·评职称，论证学位点或导师资格等，都必须呈报学术研究成果（论著、编著、译著等）清单，严格的呈报，应该同时附送清单上所列举的正式出版物。奇怪的是，十几年来本应严格审核著述出版物的重要环节愈来愈加松懈，教育主管部门竟然对某些“书法大家”的呈报“一路绿灯”免审，连门徒的乃至于门徒弟子的著述一并打劫的事也无人管，不知算不算纵容学术腐败？

　•随即打电话请教中国书法家协会某位领导，问议决“某某成就奖”前的著作审核情况，答曰“根据他个人申报材料，无需审核”；问“为何无需审核”，答曰“该大家乃国家人事部、教育部所批顶级导师，头衔甚多，获奖亦甚多，不仅有书法界的‘特别贡献奖’，还有这奖那奖的；大概以前都审核过了吧”；又问“如果一开始呈报材料就存在虚报，又未加审核，后者皆信前不疑，难道将永远假下去吗？”，答曰“那么多奖都已经颁发过了，弟子都这么多了，名声在外了……”看来，头衔获奖愈多，弄虚作假愈是安全，真“灯下黑”是也。
　　•如果社会公众也人云亦云地以为或认定剽窃打劫与“导师”级无缘，翻转过来，著述权既然划归“导师”所有，社会公众反认定这些弟子们侵害其“导师”的著述权，是非颠倒，不知是吾国文化界（当然也包括教育界书法界）的大幸还是大哀？
　　•言谈之中，笔者想起北宋的欧阳修来。此欧阳公当非彼公，因为能让人肃然起敬的欧阳修，起码是一位尊重事实，不窃他家果子挂自家树上的君子。
　　•据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记载，欧阳修奉旨修撰《唐书》，因平素政务繁杂，实则只专修了《纪》、《志》两个部分。《列传》部分的工作量极大，统归尚书宋祁修撰。朝廷认为一书出于两手，体例不能统一，遂诏令欧阳修详审《列传》部分，也就是说，可以删修宋祁所修撰的部分而为一体，只要他欧阳修动动笔，稍作修改，署名小意思，得个撰著史书的头名大功自可名扬千古。欧阳修虽然受命，却退而叹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多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于是一无所易（不予修改）。及至《唐书》撰成，上奏朝廷，御史“告知旧例修书，只列书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余下只署张三李四“等奉敕撰”。当时参与撰史者独欧阳修官位最高，理当署名于前，余者统统列入“等奉敕撰”。这时欧阳修顺水下舟，立即可以名利双收，然而君子见利，先思仁义，欧阳修坚辞不允，曰：“宋公（祁）于《列传》亦功深者，为日且久，岂可掩其名而夺其功乎？”于是，《唐书》的《纪》、《志》书欧阳修姓名，《列传》皆书宋祁姓名。
　　•好一个“岂可掩其名而夺其功乎”！非己功而不受赏，非己著而不倚势夺名；这一点，应该无论什么层次的文化人都要恪守的道德底线。史书署名素以官大压人，唯《唐书》，自欧阳修始，首开以撰著者标名的先例。对著作者权益的尊重，应视作社会文化认知的进步。以官大欺压下属或平民，以师威挤兑门徒弟子，至于“掩其名而夺其功”，古之不耻，今之可乎？
　　（2007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