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万宝《书法批评新论》序言
思想者的心迹
情谊真挚,心灵相通的朋友是越来越少了。
“富易妻,贵易友”之古语,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屡屡应验。昔日常常走动的所谓“朋友”,彼此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教书的布衣,有谁愿意与你过从依然呢?十年前,我易斋名为“若水庐”,意在告诫自己,持心静若秋水之态,在世风日下的社会,守得自己心灵的一方净土。世界多变,我心依然。
中国的孤独者常用“事不如意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来慰藉孤独的心灵,其中既有孤独者的哀叹,又有中国人骨子里驱之不去的阿Q心态。但此语中隐喻的某种人生哲理却是深刻的。好清静、喜独处、寻求心灵洁净而带有理想主义的文人,只想成为天国的臣民而不想在乎俗世的绿卡。在世俗的现实中,面对市侩社会的巨大惯性,具有理想主义的文人,正应了周晓枫先生一句戏言:“理想主义者就是让自己始终过得不理想的主义。”
被人尊称为布衣的孙犁先生,将东方朔的四句妙言“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与义相扶,寡偶少徒”抄录在纸当作座右铭,日日诵习之,事事效行之。为此,他尽量逃避一切应酬往来,远离尘嚣,独自躲进生命所系的书斋,俨然成了一个现代隐儒。晋人王康琚诗云:“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今人“布衣孙犁”和这位晋人是把隐于闹市的人当作高远境界的。我等虽不才,将晋人王康琚的诗句和今人“布衣孙犁”的行为奉若楷模,独自躲进生命所系的书斋确是十分要得的。
对于狷傲而又孤独的心灵而言,具有深刻思想的书籍是最好的心灵之友。
万籁俱寂,潜心读书,读到精彩处,蓦然击节叫好。字里行间透射出的思想闪光点,与读书人的思想在心灵深处碰撞出火花。这些火花,会使人如醍醐灌顶而恍然彻悟的。在近些年静寂的书的世界里,我交了不少从未晤面的有着深刻思想的好朋友。
最早是从邮购的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书法研究》知道毛万宝其人的。1994年安徽《书法之友》杂志社在南京召开某书家作品“座谈”会,毛万宝负责座谈会的录音和整理。那类所谓作品“座谈”会,实质上是作品捧场会,张三说好,李四说妙,王二喊高,就是没人说糟糕。我也参加了那次座谈会,得以和万宝先生认识。说破了,就是我也当了一次无聊的吹鼓手。数年时光过去,那位被“座谈”的书家经过持之不懈满脸堆笑般地奔波与操作,荣登书官的权力座椅。“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用这句话检测书坛官场的芸芸众生图,亦可见高贵与卑鄙之分野。“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人一阔,脸就变”,当年被“座谈”的书家如今显然是“阔”了,脸色和架势也与时俱进地变了起来。
这类各路人物聚在一起的作品“座谈会”,是远离具有批评色彩的“座谈”的,我和毛万宝都是这类模式“座谈”的参与者,是丧失独立思考和文人风骨的应酬式的捧场——甚至是吹捧。二十世纪末直至今天,这种模式颇为流行。如果说,这种无聊的吹捧也算书坛的一股浊流的话,无疑参与者都难避其嫌的。
今年,万宝先生寄来他的文集《书法批评新论》,我细细读了一通。对于今日的万宝先生,真是数年不见当刮目相看了。今日的万宝先生,已不是当年参与捧场式“座谈”的万宝了。
何谓批评?《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两条:一,指出优点和缺点,评论好坏。二,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在文艺界“文艺批评”是司空见惯之事。近些年来,文艺界批评一类的文章和著作常常用“批判”一词。《现代汉语词典》对“批判”有三条注解:一,对错误的思想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二,批评。三,分清正确的和错误的或有用的和无用的。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革”的人们,对“批判”一词有望而生畏之感。其实,当今文艺界所用“批判”一词,仅是言辞犀利的批评而已。1999年11月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十作家批判书》,封面上有如此鼓动性的话语:“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言辞激烈且有着某种只可臆会不可言传的含义。十作家中,钱锺书首当其冲,余秋雨、王蒙、梁晓声、王小波、贾平凹、汪曾祺等皆列入其中,十位作家皆是声势显赫之名流,尽管批判文章言辞犀利,批评色彩郁烈而沉重,可文学界依然风平浪静。
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已经被公认为思想宽容的基本准则。经过无数先哲前赴后继的不屈斗争,宽容早已在全世界许多地方成为人类生活的常识。有了宽容,诸如当众烧死布鲁诺、刑讯伽利略、乃至胡风、“反右”、“文革”这些历史悲剧就不会重演。中国人讲宽容,可是中国人真的做到了实质性的宽容了吗?宽容首先就意味着承认与自己不同的思想、见解和生活方式都有存在的权利,宽容意味着社会不能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推行整齐划一的观念和信仰,而是允许不同的观点、信仰共存。
《十作家批判》一书的推出,对十作家发起批判的作者在文学界并未陷入重围,说明当今的文学界尚有着伏尔泰名言式的宽容。可是,“文革”结束后渐渐复苏的书法界却是沉闷与保守的。首先,书法界的批评文章,几乎难见“批判”一词,而且批评往往限制在已经不在人世的书家的范围之内。若对在世的一些靠泡沫而造势的书家直至书官毫不留情地直点其名,采用“批判”一词加以批评和言说的话,那么具有“书法母国”之称的中国书法界,一定是掀起冲天巨澜了。首先,书法报刊的编者不敢刊登,其次,若刊登了,那么,批判的作者必定要承担“谩骂”和“诬陷”罪名而掉入责问的重围之中。这种令人窒息的书坛氛围,使寥寥可数的书法批评家,要么在文章里旁顾左右而言他般地绕着说,要么几近沉默状。不同的思想意向,可以使人们在同一处境中分属不同的世界。虽然,沉默的大多数比言说更为真实,更为丰富,但沉默也会变化的。因为,鲁迅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面对令人窒息的书坛批评氛围,书法界需要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猛士。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了万宝先生著作中言辞犀利、思想深刻的《书法组织的官僚化:21世纪的悲哀》一文,今日的万宝先生与1994年参与某书家作品“座谈”的万宝先生相比,无疑是判若二人了。自古至今,书法这一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艺术门类,用书法协会加以操作与控制,确是前所未有的。协会虽说是半官方的,其实质是官方的。因为组织、人员以及经费的设置,是由政府定夺的,而政府财政下拨的经费,是从纳税人上缴的税费中划拨的。官方的书法家协会和民间的协会泾渭分明,泱泱书法大国的国人和书家,都是心知肚明的。由书法协会操控的展览尽管黑色泡沫多多,可依然声势赫然,充塞于市。在现有体制之内,由官方协会操控的展览的入选和获奖,对于一些人,具有任何其它展览不能取代的特殊作用。那些惯于蝇营狗苟、无孔不入的钻营之徒,就是靠着书协举办的书法展览捞取声名继而一路顺风、升官发财的。
因为设立了书官体制,书坛的一些人物追官逐权的意识空前膨胀了起来。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政府,其影响的好坏,决不是靠某些官员的人为控制,主要是来源于民主化程度、法治化程度,来源于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来源于现实政治的透明度,我们应该尊崇的是制度理性,而不是相反。尽管万宝先生这篇入木三分、切中要害的文章震撼了具有正义感的读者,可那些荣登权力座椅的书官会否坐立不安呢?万宝先生的这篇文章尽管切中时弊,可书官们依然“风光无限”的,书斋中正直善良的一介书生的呐喊有用吗?书生的呐喊根本动不了书法官僚的半丝毫毛,走上批评之路的万宝是否会呐喊依旧呢?
万宝先生《书法组织的官僚化:21世纪的悲哀》一文,其发表的周折,就可见书坛的沉闷与窒息了。
德国作家思塞说过:“作家是读取周围世界之良心状态的指针和地震仪。”作家如此,批评家,具有批判意识的批评家更应如此。万宝先生在文章中呐喊:“书协组织的官僚化现象,为新世纪的书法发展蒙上不祥阴影,惟望书法界的有志之士有所警醒,并给予有力遏制,尽快让新世纪的书法不再为之悲哀!”可是,书法依然悲哀着!国人依然悲哀着!国情使然,环境使然。
李国文先生说:“中国人不信上帝,但喜欢造神,这真是很奇怪的民族特性。包括知识界也难能免俗。隔三差五,总是要撒泡尿,和点泥,捏两尊菩萨出来,自己磕头,还要别人跟着作揖,这种煞有其事的表演,实在够滑稽的。不过,这样也好,如果某公反右时一气之下跳楼身亡,如果某老在干校时撞电线杆自杀,会有泣血稽颡的推崇者,在今天加诸其身的哀荣吗?”睁眼看看今日书坛,造神的现象更是甚嚣尘上。书法界捏造的“菩萨”现象是:书官成了“著名书法家”,大书官成了泡沫式的“大书法家”,即使是满纸鬼画符的书法垃圾,也成了蒙骗国人的杰出精品了。因为有着官方色彩,也就有着更大的欺骗性和蒙蔽性。本来“官大学问大,官大名气大”的封建专制的陋习早就应该进入垃圾堆了,然而,20世纪末直至21世纪初的中国,未肯收尽余寒。但我坚信,远在唐代孙过庭《书谱》中“凭附增价,身谢道衰”之言会在当代那类泡沫式的书官身上应验的。
历来的大思想家出在民间,历来的大艺术家往往也出在民间。
司马迁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思想者以及真正的艺术追求者往往是持“偏见”的孤独者。
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者徐悲鸿,写过一副对联,联语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成就大器的徐悲鸿倔傲的个人意志和性格卓然磊落。另一位南京的草书大家林散之,外表温和敦厚,可骨子里却是坚韧与孤傲并存的清高。我书写一副八尺 “独持偏见,一意孤行” 对联,所附跋语是:“徐悲鸿曾用此联语,林散之虽未出此直露之言,然其一生亦默守此准则。吾以一言概之,此乃悲鸿话语,散之精神。我等布衣,亦当奉此念。”林散之老人生于1898年,一生苦苦寻求书法艺术的真谛,1973年其草书艺术的高远境界才初为国人所知,而他已经默默地走过人生76年岁月了。林散之艺术生活的主要年代是没有书法家协会操作与控制的年代,因此,书法家林散之也是属于民间的。没有林散之骨子里的“偏见”、孤傲和坚韧,就没有成就大器的书家林散之先生。
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思想者、艺术者都是孤独的。
万宝先生的《书法批评新论》文集里,有数篇文章是评论浙江章祖安先生的书学思想及成就的。细细读来,觉得万宝先生与祖安先生有许多心灵通会之处。我也是读过章先生发表在《书法研究》的几篇文章之后,而知晓章先生其人的。1993年三月初三列席浙江绍兴兰亭笔会,在开幕式的众多人群中看见章先生,性格所致,我未与先生搭讪。因为我觉得,发自内心的敬重则已。1997年《书法报》连载章先生所撰《陆维钊书法论》,我觉得章先生骨鲠在喉之言,是发他人所未发,发他人所未敢发。于是,心血来潮,写了一篇《说了真心话》发在《书法报》,与章先生唱起异地双簧来。后来与章先生书信来往,才知晓章先生是真实的性情中人。记得2000年章先生参加南京大学主办的世界《易经》大会,他与我联系,我俩避开热闹的会议大餐厅,在我居所附近位于省公安厅旁边僻静的橄榄岛小酒店薄酒相酌,彼此畅吐肺腑之言。尽管章先生长我一辈,因了我天生嫉恶如仇的血性,我酒后在他面前依然肆无忌惮地痛骂书坛卑鄙小人。至今记忆犹深的一个镜头是,章先生微笑着说:“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听罢章先生此语,我哈哈大笑,说:“章先生,不管你是反话正说还是正话反说,我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啊!”在我心里,说真话的才是真君子。
远离尘嚣,独自躲进生命所系的书斋里的我,将好多年前《读者》杂志封底的一张罗丹雕塑图片《思想者》,用数码写真放大至一米,怀着虔诚之心将它嵌入镜框。在黑色而凝重的镜框背板的映衬下,这位让地球上所有思想求索者敬重的托颔沉思的思想者,天天陪伴着我。我似乎孤独着,可是我又似乎并不孤独。
一位历史学家说过:“从奴隶到人的主要转变就是人的独立。可在中国沉重的传统氛围中,做一个独立的人,难于上青天。”这几年,我对鲁迅、李敖、柏杨以及具有深刻社会思想批判的图书和文章所读甚多,所以对万宝先生文集里这类带有批判思想的文章读得较为专注,从他著述的一系列的批评文章看来,他是循着求索者的思想足迹前行的。这本批评新论文集,对书法界的诸多现象提出批评,涉猎面甚宽,对沈尹默、刘纲纪,宗白华等的书法和论点都提出自己的论点和质疑,文章中所言,是他思想的心迹。对这些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文章,我不作过多的评述。我认为,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学者,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便可自成一说。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按照外国人的说法,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面目殊异的哈姆雷特。对于万宝先生面世的《书法批评新论》,听凭读者诸君自由论说。
2004年年4月26日《书法报》曾刊登旅美学者白谦慎《网上答问录》,其中说道:“应该建立比较公平的学术观念和学术制度,就是说,你的学术研究好,我就承认你的成绩,体制上也有相应的安排。让有才华的人能够到其位,尽其才。打个比方,如果我是一个博物馆的馆长,我就会聘请曹宝霖和穆棣到馆里任职,如果我是一个美术院校的校长,我会聘请潘良桢去当能带博士生的教授。”我觉得再加一句:“如果大学传授书法美学和书法批评,就聘请毛万宝当教授。”作为在高校执教鞭近二十年的教书者,我觉得万宝先生当之无愧。遗憾的是,体制所限,我仅是教书的一介布衣,有此见识而无此权力,说了也白说,所以万宝先生只能继续蛰居六安一隅执着于自己的思想之中了。
万宝先生沿着思想之旅不知疲倦地地跋涉着,我真诚地期盼:随着岁月的磨洗,万宝先生的思想,日渐走向深刻。
2004年10月于南京师大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