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焦点

^{深夜的未名湖畔。两个10岁左右的女孩围着散步的学生叫卖手中的玫瑰。一名北大学生在听说了她们的遭遇后深感震惊，随后在北大未名BBS上发表长文呼吁对她们展开救助。}

^{之后，一个名叫“花神社”的组织成立，成员将以公开募捐方式筹集基金，负责卖花女的学费和生活费。这些热心的北大学子给了两个女孩读书机会、并派出湖南籍同学在回乡时寻找卖花女的父母，试图说服他们让女儿回家读书。他们还试图从法律上寻找突破口，将背后的操控者绳之以法，并希望杜绝此类悲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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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案很难定性”

^{办案民警再次表示此案很难定性，但会将此事移交工商部门和劳动部门妥善处理}

　　李月说，她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姑姑会发现她们和北大的哥哥姐姐们交往。北大爱心社的成员曾经教李月读过三年级的课程。姑姑后来发现了，没收了李月和爱心社的联系电话，并搬家了。

　　李月害怕姑姑再带她离开。江燕让李月把自己的电话背下来“不管搬到哪里，你打这个电话找我们”。

　　随着对卖花女孩的了解一天天加深，“花神社”同学也越来越愁。

　　“把两个送回去，另外三个怎么办？”

　　“人回去后，会不会又被姑姑接回来？”

　　“这个走了，姑姑还会找来别的小女孩。”

　　同学们逐渐认识到，卖花女事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几名北大学生开始从法律上寻找突破口，这个任务交给了法学研究生闫翠翠。

　　查资料，请教法律老师、询问业内人士，闫翠翠得出的结论给原本雄心勃勃的同学们浇了盆冷水。

　　闫翠翠的结论是，在法律上，卖花女童有法定监护人即家长，所谓的“姑姑”征得家长同意带女童出来是合法的：“姑姑”对女童仅实行轻度体罚，不对其身体构成永久性伤害，不算虐待罪；义务教育法是民法，在农村中仅以说服教育家长的方式推广实施，对家长没有约束力；而女童本身不够法定年龄，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没有完全行为能力。

　　“卖花女事件是擦着法律和道德边缘的一个复杂事件。”闫翠翠说，大家都知道卖花事件是错误的，就是不能根本上解决。

　　3月20日上午，闫翠翠等人以“非法拘禁罪”向北京海淀分局报案。闫翠翠回忆，当时海淀分局热情接待了他们。民警询问相关事由后，表示对此事一时很难定性。

　　同时，指引学生们去海淀区五道口辖区的东升派处所按程序报案。随后，同学们赶到东升派出所，该派出所登记受理了此案。

　　3月31日上午，本报记者和北大学生再次来到东升派出所询问，办案民警再次表示此案很难定性，但会将此事移交工商部门和劳动部门妥善处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张寒耿小勇（文中卖花女均为化名）本版摄影：本报记者王贵彬

　　■记录

从晚上6点到早上7点

^{两名卖花女童的黑夜生活记录}

　　李月和王秀秀的一天是从傍晚6点开始的。

　　傍晚6点，起床吃饭后，李月骑自行车带着王秀秀出发。8点左右，她们来到北大卖花；10点后则转到海淀体育馆等地方卖花，直至第二天早上7点。回家吃饭后，10点睡觉。

　　天天如此。李月说，惟有大年三十那天不用等到天亮就可以回家，“姑姑”也不会因为花卖得少而责骂。

　　晚11点

　　“卖花，卖花！”3月31日晚，一到海淀体育馆里的KTV门口，王秀秀和李月就开始吆喝。被拒绝后，她们仍跟在男子身旁。跟出几步远后，如果对方不理或呵斥一声，她们就折回，寻找新目标。

　　李月卖花有两年多时间，如若遇到有人讲价，她会迅速作出决定，把花卖出去。但王秀秀只卖了几个月，还不会察言观色。她只会跟在人后，翻来覆去地念叨那几句话。

　　晚11点30分

　　李月说，卖花天天都会挨骂。问她骂什么，她调皮地说，等会儿，别人骂的时候你们听就知道了。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人被她们跟烦了，大声骂：“滚！”李月回头看了我们一眼。

　　没人的时候，两人就坐在KTV的台阶上聊天。李月说，北京比家乡冷多了。王秀秀则把手往袖子里缩了缩说，“老家冬天穿毛衣就不冷，北京不行。”

　　晚12点

　　12点，KTV快清场了。两人取出一瓶甘油，往干裂的手上抹李月说，现在好多了冬天卖花那才冷呢！双手全是紫红色的。

　　稍做准备，两人开始迎着车流叫卖。王秀秀扎着两小辫，穿行在人来车往中，车灯打在身上，显得格外瘦小半小时后，两人开始清点收入。李月卖出朵，王秀秀只卖了朵。她把钱交给李月乖乖地看李月数钱。两人共卖了30元。

　　凌晨1点

　　1点左右，两人到了五道口附近的酒吧叫卖。有时累了，两人就走进一家通宵营业的书店，躲在楼梯间里坐一会儿。

　　早6点30分

　　早上6点半，5个女孩会合，骑车回家。

　　■账单

　　1 卖花女孩的老板称，他们没有给孩子定任务，一个孩子每天只挣10多元，他们每月给孩子家寄300元，刨去5个孩子的房租300元，她们每月只赚100多元。

　　以一个女孩每天销售15元计算，账单如下：

　　年总收入：15元/人/天×5人×365天= 27375元

　　年纯利润：27375元－300元×5人×12月（寄回家）－300元×12月（房租）=5775元

　　2 女孩称，她们每天必须完成30元。记者跟随两天，女孩均完成任务。

　　女孩家属称，老板每月寄200元。以30元算，账单如下：

　　年总收入：30元/人/天×5人×365天= 54750元

　　年纯利润：54750元－200元×5人×12月（寄回家）－300元×12月（房租）=39150元

　　除去花的成本及孩子的饭钱，5个孩子每年大约能带来两三万元的纯利润。

　　■探访

“一个孩子每月只赚100多元”

^{老板否认给孩子定工作量}

　　4月2日上午，记者找到了5名卖花女孩位于北京海淀区西苑的家。

　　在一间平房门口，晒着5双磨破了的鞋。李月此前告诉过我们，姑姑回湖南了，负责看管她们的是姑姑的儿子，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她们管他叫哥哥。

　　整个屋子有10平方米左右，被隔成两间。其中一间，有两张上下铺，5个女孩正在酣睡，可以听到一个孩子磨牙的声音。哥哥说，孩子们吃完饭之后就睡觉了，碗筷还在桌子上摆着，有两个菜：炒土豆丝和肉。

　　“她们都满16岁了，在家里念完小学没事情做才来北京的。”记者质疑年龄时，哥哥解释说，南方人个子都小，不奇怪。

　　哥哥说，这几个孩子都是他们亲戚的孩子，家里人很愿意让他们带出来。“家里太穷了，根本生活不下去，”他说，在他们那个村子，一下雨泥就没到膝盖，连路都走不了。被带出的孩子基本都是超生的。比如王秀秀，家里有5个孩子，下面还有一个1岁多的妹妹和一个刚出生的弟弟，家里很穷，父母只好她出来卖花补贴家里。

　　对于孩子们提到的惩罚，哥哥都否认了。“我们从不打她们，也没有制定任务量，她们能卖多少卖多少。”至于为什么晚上不回家，哥哥说，那是她们自己喜欢在外面玩，不愿意回来。他还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他们每月往每个孩子家寄300元钱，一个孩子每天只能挣10多元钱。刨去房租300元，她们每个月只能挣100多块钱。“她们不愿意回去，因为家里吃的穿的都不如北京好。你们根本想不到我们那里有多穷，到处是和她们一样的孩子，多得根本帮不过来。”

　　在这个哥哥眼里，尽管5个女孩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但和同村的孩子相比，还是幸运的。因为她们能挣钱了，而这些钱，是她们的家人劳累一年也挣不到的。

　　■专家观点

“控制女童卖花实为雇用童工”

^{法学专家认为，法制完善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张起淮认为，让未成年女孩弃学校卖花，首先违反了义务教育法。其次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但是，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所规定的都是一种义务，没有强制力。

　　他说，让未成年人卖花赚钱，实际上是雇用童工，违背了劳动法，这可以找劳动部门解决。雇用女孩卖花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可以由工商管理部门来查处。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让控制卖花女童的人受到严厉处罚。是否触犯刑法，则要看实际的行动。

　　张起淮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义务教育法有一定的强制力，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真正拥有受教育的权利。比如，可以让未成年人在所住的地方登记注册，如果不上学则有记录，然后采取强制措施。只有法制进一步完善了，卖花女童的问题才可以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