搏击病魔 笑对人生

——挚友刘青“头七”祭

高福生

    刘青走了，走在秋月清明、桂花香洁的日子。

    9月10日早晨7时许，我在书房睡，内子秀英敲开我的门，只说了四个字：“刘青走了！”便鼻翼翕动，眼泪止不住往下直流……

    是冯景打电话到家里来的。先打了我的手机，没开。“刘青凌晨3点25分走了……”冯景说完，电话那头也是抽泣的声音。

    9月8日，秀英刚去长沙看望刘青回来，告诉我说，情况不太好，和我们8月10日去的那次相比，昏迷的时间更频密，疼痛得也更厉害了。

    虽然，对刘青病情的发展，我们也有一些思想准备，但一听到“刘青走了”的噩耗，我仍然感到四肢发麻，头脑一阵空白。

    2009年6月，刘青在一次体检中，肺部发现有癌细胞。我们没有谁相信，这会是真的？刘青性格开朗，注重锻炼，生活极有规律，打球、登山、游泳，身体一直很好，感冒都很少见，怎么可能会有癌症？

    然而，经过切片活检，无法否定。

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只有积极治疗——联系上海最好的医院，找到上海最好的医生。冯景为此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刘青甚至有些庆幸，还好发现得早。她怕同事、亲友为她担心，除她姐姐、冯景和我们几个人外，不让把她得病的事告诉任何人；连她父母都不例外。她做了切除手术之后，一边注意疗养，一边坚持正常上班，按时到单位述职、办理各项公务；她微笑着向领导汇报工作，热情地和部下商量事情。2010年春节，她还在长城大厦租房，让父母来深圳游玩。

    这年夏天，刘青利用公休出国旅游，途中感觉不适，只好另购机票提前返国。

就在这前前后后，世博会在上海召开，作为深圳报业集团驻沪办事处主任，刘青接待各处来人，安排记者采访，跑上跑下，东奔西忙，有谁知道她是一个病人？

    10月下旬，我因公差从北京到上海，完成公事后我去看她，她还一瘸一瘸地在招呼世博会闭幕的事儿。次日，司机老丁和她去取透视结果，医生问，你们怎么能让她自己走路？此时，她的腿部已发现11处黑点，即癌细胞已转移至骨头，稍一碰撞，便会折断。医生说，黑点处就像是霉烂的木头一样你们知道吗？

    11月起，刘青开始不上班了，全力转入治疗。

    12月16日返回长沙小住，父母才知道她患有肺癌，七十多岁的老父母悲痛欲绝。

    过完2011年元旦，刘青赴成都继续治疗。秀英先后三次去成都照料过刘青一些日子，我也两次去看过她；而且觉得一次比一次见好。我们和她一起去文殊院上香、到锦里街小吃，秀英还租车和刘青以及她父母去农家乐踏青赏景。

    刘青在成都前后经历过6次化疗，那种痛苦非常人所能忍受。但刘青的坚强令我惊奇和感动，我们（包括她父母）没有谁听到过她在疼痛时哼一声，也没有看到过她流眼泪。或许她一人独处时不会是这样。

    我那时觉得奇迹或许会在刘青身上出现，以她的乐观和坚强。她自己也说再活个一两年不会有问题，幸运的话说不定还能坚持三五年呢。所以每次分别时她都会笑着说，我们还会见面的。

    6月25日，刘青再次回到长沙，她准备过一段时间来深圳长住，我们还多次在靠海和靠山的地方给她物色可供租住的房子。

    万万没有想到，7月中旬刘青又住进了湘雅医院，而且不好的消息接连传来。无论是在上海，在成都，还是在长沙，冯景一有空就会去看刘青，而且陪她过春节、过端午节；不在一起时就天天给她打电话。虽然秀英也隔不了几天会给刘青或她妈、她姐打电话，但有什么情况冯景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8月10日，刘青开始吃吗啡止痛了。就在这天下午，刘青吃过吗啡后精神很好，和我说了较长时间的话。她认为还能坚持几个月的，因为她不会想到家人给她的核磁共振结果是假的。实际上此时的一切治疗只是给予维持生命的营养和尽量减少她的痛苦，而对于那万恶的癌细胞已经毫无办法了。

    9月8日上午，刘青痛苦地问秀英，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

    9月9日这一天，冯景一是因为事情太多，二是因为11日就要飞到长沙去陪刘青过中秋节，而没有给她打电话，结果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因为这，她悔恨莫及……

    刘青，是智慧和美丽的天使。万恶的病魔，把刘青的智慧和美丽，定格在她43岁的这个节点上，让熟悉和不熟悉她的人，都感到震惊和唏嘘不已！

    遵照刘青的遗愿，没有开追悼会，只在她走的第二天，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式。她觉得不要去麻烦大家了。我写了四句话的挽辞，表达我的哀悼：

    星离成憾事，

    沙散奈愁何？

    永忆北茫雪，

    存作白头歌！

刘青1968年2月11日生于长沙，“星沙”是长沙的古称，故刘青曾用“星沙”作为笔名发表文章；2002年的春节，我与刘青一起，参加 “首次中国企业家北极探险队”去到北极，那是我永生难忘的记忆。

    “星沙永存”——刘青永远在我们心中！

（原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