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母校,已是二十余年后。
那时的头悬梁锥刺股,换来了今日的人渐老鬓已秋。
只是,我走的时候,这里是高中,我再次回来,这里已变成小学。难道这是个缩水的时代——进去的是姚明,出来的是潘长江?
记忆中的那棵枝繁叶茂、花朵如火的“楸树”(至今我也不知道那树的名字,只是不知为什么将它记作了楸树)已经不复存在,那棵树很挺拔的样子,在暮春时节,它会一下子开出如火如荼的花来,晚自习之前,踏着它的落花,同学们去散步,这个场景我一下子记了这么多年,是中学记忆中的一抹亮色。
宿舍也没有了,只有那个简易厕所还在原地。
我以为我会流泪,但是看着20年没曾谋面的满目疮痍的母校,听着小学生如同呼喊口号一样的朗诵声,我的心却平静下来,也许这里已经不再是我的母校。
20年前的青春,就那样苦涩地被留在了这里。和这里有关的记忆,没有逼人的青春色彩,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只有无休无止的黑天昏地的背书,只有没明没夜的习题。
每一个人都是渴望中举的范进:“魏老婆子”形容枯槁,手握砖头,在拼命地朗诵英语cat、cat……而每一声朗诵,他总要用手里的砖头撞击一下地面。杨同学突然间就精神错乱了,错乱的他一下子由内敛变得猖狂,他兴奋地骂同班同学:我一巴掌把你的脸打歪,再一巴掌给你打回来……
教室后那片泡桐也没有了,高三那年,从春天到夏天,我一直盯着一棵泡桐发呆,心里充满了宿命,我看着泡桐伸向东南的枝条,坚定地认为,这根枝条预示着我高考的成败。
无法重复的青春里无法重复的刻苦,今日似乎模糊,只是一个声音再问自己,你真的曾经有过青春吗?
依然没有走进自己高三的教室,并不仅仅是因为正有小学生在那里上课,而是,我担心透过那扇依旧的门依旧的窗看到20余年前狼狈不堪的自己。
只是,校门口的小桥依然破败,校门外的操场已盖满房屋,只是,张贴过我作文的墙壁还依然兀立,提醒我岁月流逝之后,依然有记忆残存。
右边第一间似乎是我高一时的教室,那棵槐树是我们当年栽上的吗?

这是我记忆中“巍峨”的“明三暗五”的老师办公室,我去的最多的最右边那间是语文组办公室,因为我是语文课代表,每周至少要去抱一次全班的作文本。但今日曾经的语文老师已经云散,不知去处。

前边两个水塔,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一个更老,哪一个更新?
当年,不论男生女生,我们每人都端着饭碗来此处打水、洗脸。但是,到底哪一个是记忆中的水塔呢?

水塔下面的学生食堂如今却成了废墟,我们当时将管后勤的一个副校长称作“阿义”——因为他的鼻头红红的,我们就将他当成了鲁迅作品中的红鼻子阿义。打烧饼的炊工老吴的声音似乎依然洪亮:“吃烧饼省馍。”——老吴习惯这样推销自己的产品。老吴是我班“小吴”的爸爸,对不起实在想不起来小吴的全名了,只记得这个女孩皮肤很好。

当年,我们把面粉交上,然后在最右边放着一把扫帚的这个窗子换取饭票。窗户里面的老师叫刘本常(?)记忆力好得惊人,他仿佛能叫上来每一个学生的名字,让我们在黯淡的岁月里感到了一丝光亮。

我们男生住的宿舍已被夷为平地,因此,看到当年的女生宿舍也倍感亲切。这是当年的女生宿舍,那时门里养着恶狗。今日,一个老太太从里面走出,难道当年的女生今天已经老态龙钟?

最右边的那间是我高三时的教室,那时外面还有树,我经常搬个条凳,坐在树下背外语。记忆中,全校的高考冲刺串讲也是在这大片空地上完成的。我没敢走近,原来这就是“近乡情怯”?

校门之外的小桥破败依然,小桥外面原是我们的操场。还记得我和赵卫东、陈凤军一起打排球的情景;还记得体育教师老曹吹牛皮的情景;还记得理科班的几个学生练百米的情景;当然还记得刘德昌,晨操之后,身为教导主任的他经常在此发表重要演说,他瘦而矮,人却精干无比,他老人家最擅“打气”,经常以从这里走出去的成功者的故事将我们刺激的夜不能寐,感到前途一片光明。今日,这里却找不到一点操场的影子。当然,也没刘德昌老师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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