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遐迩的“威海卫”之一

    ——口岸文化、卫所文化、水师文化、租界文化的交替影响

       “走遍四海，还是威海”这句“闻名遐迩”的广告语，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反复不断播出，让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成为闻名遐迩、令人向往的好地方。但是，这句广告语不过是表层意义上的演绎，给人们留下直观深刻的印记罢了，而威海真正的“闻名遐迩”，还在于其独特的深层的影响力——宜人的气候、旖旎的风光、多元的文化、质朴的民众——自然与人文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种威海精神及在这块奇特土地上产生并外散的独到风情，在于明代时期这里的卫所制度普遍而严格地设置起来，担负着海防的重负，在于近代以来在这里所发生的震惊世界、影响历史的中日甲午大战以及由此战争所引发的许多重大格局的变化，在于英国殖民者曾经将这美丽的地方强租了32年、中西文化在这个海滨小城得以相互碰撞交融……这才是威海享誉中外的根本原因所在。本章所论述的有关“口岸文化、卫所文化、水师文化、租界文化”的交替影响，则让威海自古承传下来的文化又带有一种斑斓的色彩。

           第一节

          海上要冲与口岸文化

   大海是最原初时代建立“口岸”的前提条件，而船只则是出海打鱼与对外交往的必备工具。有了海、有了船，才有了口岸的基础。威海的先民们很早就开始航海活动，口岸的形成也是一个渐渐的过程，由渔港到军港到商港的演变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但只是到了近代才真正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口岸特色。
             一

             威海口岸的历史演变

     威海位于山东半岛东端，北东南三面濒临黄海，北与辽东半岛相对，东及东南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隔海相望，西与烟台市接壤。东西最大横距135公里，南北最大纵距81公里，总面积 5436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731平方公里。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是中国最早向外交流的海上通道之一，也是后来扼守首都安全的战略要地，到近世以来，更是外国侵略者觊觎的地方。
      这一路蜿蜒曲折、风光无限的海岸线与岸上的丘陵地带，被孟子称为“朝日乐舞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威海先民在大海抱拥的胶东半岛生活，必定留下利用海洋对外交往扩展的历史足迹。
     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何芳川先生在《文明与航海》中说：“中国的考古学家，在山东荣成发现了5000年前的船。那时的船已经形成几个隔断，也就是后来船舱的雏形，即使其中一个隔断进水，别的没进水，放在水里也不会沉，始终飘浮。另外，在浙江河姆渡地区发现了7000年前的船桨，说明早在文明朝霞时期之前，山东半岛及江浙一带，也有了早期航海活动。”
                                       在正史的记载中，威海的石岛正式建港始于顺治年间的1655年，似乎比中国南方诸地都相对要晚了许多，然而，这并不表明威海古代通过海路对外交往的历史短于中国沿海的其他地方。事实证明，由于山东半岛的威海地处北方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发源地带，到春秋战国时又处在强大的齐国统治之下，相距朝鲜日本很近，故对外交往的历史要远比广州杭州温州等南方之地为早。
      自商周到近代威海一直是对外交往的重要基地。相传早在商周时代就是中朝海上往来的要地，商朝末年纣王的叔父箕子受迫害之后，一怒之下跑到威海，从这里渡海到了朝鲜半岛建立了国家；战国时，越国称霸一时，曾一度在山东琅琊建都达170余年，其势力也发展到了威海地区。而这一时期，威海属于齐国之地，齐之对外交往的海路多从威海出发，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也起源于此时；西汉时，现威海市区有石落村，村中有刘氏，得百丈巨鱼骨，构鱼鲤堂，而能得到那么大的鱼骨，肯定具备一定规模的鱼船，也由此表明那时威海渔民向大海进军的技术水准达到很高的程度；东汉末年，汉皇室后裔刘民遭曹操追杀，一路自西逃东，到了威海，渡海到了那个荒岛上，自此有了刘公岛。刘公在岛上经营，也主要靠船只，他与他的后代虽不可能远航，然至少可以断定是有对“外”交往的经历；三国时东吴孙权曾派大将周贺出使辽东，途经威海沿海。

   唐代时石岛（赤山浦）已是中国、新罗、日本三国海上交通枢纽，张保皋组织的国际贸易船队已经来往于石岛湾。金、元时代，斥山镇因为石岛湾海上交通发达而发展成为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大市镇；宋元时期，威海成为海上交通的重要要道，威海的先民也海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元代时的威海崮山人邹荣、丛达、于天禄、于良弼等都在政府组织的海运中担任相关的官职；明清时期石岛湾正式建港，船只往来聚泊，渔贸商业繁盛，各地船舶商人都有。“碎石系渔船，蛮逐日中市”，一派繁华景象，当时石岛富于威海十倍。[1]（郭墨兰《〈旅游胜地——石岛湾〉序言》（华艺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1684年，在实行了多年海禁之后，清政府迫于各方压力，下令正式开海贸易，特别强调了对东洋的贸易，在此情形下，石岛港也就成了一些人走私和对日本、朝鲜贸易的集中地。为了加强管理，1862年，清政府设立石岛海关卡。为确保往来船只安全，又于1893年在石岛港口外的镆铘岛上建立了灯塔。由此，许多山东半岛的人就通过石岛海路到了朝鲜，在仁川一带居住做生意。在中国清末，仁川港大约有居民五、六万人，而华侨就达一万多人。朝鲜也有不少人通过那条海路来到威海一带做买卖。到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非常关注石岛港的建设，他在《建国方略》中就两次提到了石岛，力主将石岛建成北方大港，还设想要修条铁路直达这里。
    而由“石落村”演变到“清泉夼”、到威海卫、到今天环翠区之属地，在明代之后，随着海运业的发展，此地才渐渐成为南来北往商船的重要聚集地，尤其是春季渔市时，刘公岛海湾热闹非凡，成为重要的商港与鱼港，曾有资料记载，这里“东接高丽，南通日本、琉球，北达奉天、天津，岛屿联络，刘公岛最险，为江浙七省通商要路，货船停泊，海盗劫掠，每从此发。”[2]（转引自杨机臣《别了，庄士敦》作家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

     1860年，清政府在山东设立东海关监督，开放了23个海口，威海就是其中之一；1862年，又设立了威海卫海关，促使了威海对外交往得到了大发展。到了清末北洋水师建立后，刘公岛与威海卫则主要成了军事重地和商港，是清代海运通航的咽喉之地。

    “刘公岛一直是海运的重要停泊地，通往东北、天津的船只常在此停泊。英国租借期间，每月帆船和轮船进口抛锚者平均近百只，年进口抛锚最多达5047只。威海有至烟台、青岛、天津、辽东、高丽、日本、琉球等航线。英商太古、怡和两轮船公司客货兼营轮船，往来于威海至天津、烟台、香港、青岛、上海等五条航线。日商共同会社和中国仁合东、政记公司客货兼营轮船，往来于威海至大连、烟台、仁川、安东四条航线。当时共14艘客货兼营轮船，按吨位计，英商占65·8%，中商占25·1%，日商占9·1%。”

  （注：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近代卷·下册》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290至291页）      

    中日甲午战争后，特别是1898年英国强租威海卫之后，威海港既呈现出自由商业贸易港的特点来，又因为大量的英国舰艇与英国水兵来威驻防休养，使这里的海湾与港口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1930年10月1日，南京国了政府收复威海卫后，这里又辟为“行政特区”，威海的自由港之商贸特色再度显现出来。

        三

     威海口岸的特色
         口岸原来的意思是指由国家指定的对外通商的沿海港口，但实际上口岸已不仅仅是经济贸易往来(即通商)的商埠，还包括政治、外交、科技、文化，旅游和移民等方面的往来港口；口岸也已不仅仅指设在沿海的港口。随着陆、空交通运输的发展，对外贸易的货物、进出境人员及其行李物品，邮件包裹等，可以通过铁路和航空直达一国腹地。因此，在开展国际联运、国际航空邮包邮件交换业务以及其他有外贸、边贸的地方，国家也设置了口岸。简单地说，口岸是由国家指定对外往来的门户，是国际货物运输的枢纽。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种特殊的国际物流结点。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威海口岸则不包括铁路与航空，主要指海运方面。

    就威海地区的口岸文化历史而言，在明清之前，大致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担负着政治与军事的使命；二是起着它本来的作用，即承载着对往贸易交流的使命。
      唐朝之前，以石岛为例，其口岸的政治与军事色彩更浓一些。如前面所述，不论是商朝末年的箕子渡海逃往朝鲜，还是三国时东吴大将周贺经此北上，都与经商没有直接关联。而张保皋与圆仁和尚在石岛居住的经历，则更充分体现其政治军事与宗教的特色来。
         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的赤山浦一些村庄里有很多新罗人居住，他们几乎人人信仰佛教。为了让家乡的人能有个精神依托，张保皋征得唐政府的同意，于公元824年，在赤山浦建立禅院。因此山周围山石皆为红色，相传有赤山神保佑当地众生，又因建院时请来诵经的首批僧人属天台宗派，读诵《法华经》，故此院取名为“ 赤山法华院” 。法华院建有大殿及配楼、钟楼、讲经堂等，寺院长年讲经，常住僧人多时达40余人，法会人数有时超过250人。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周边的新罗人都聚到这里，载歌载舞，欢度节日。一时间，赤山法华院成了新罗人往返大唐的驿站和文化活动中心。　
   赤山法华院建立后不久，又迎来了另一位“国际人士”——日本的高僧圆仁法师。唐开成四年（839年）六月，日本的国僧圆仁法师一行入唐求法，危难中曾先后三次客居赤山法华院达两年零九个月。在当地官吏及僧侣的关怀支持下，他得以了解当时唐朝的政治、文化、经济、宗教等方面的许多知识，入唐求法得以成行。归国后，圆仁法师念念不忘此次来中国的巨大收获，编著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书中对赤山法华院作了详细的描写（该书被誉为“东方三大旅行记”之一），使赤山法华院名扬海内外。同时，为了感谢赤山人民的深情厚意，圆仁法师责其弟子在日本京都小野山以赤山为名修建了“赤山禅院”。
    张保皋与圆仁法师这两位外国人毫无疑问是通过海路来到赤山的，这说明当时的石岛湾一带还不成形的“口岸”接待了他们，起到了“通关”的作用。而这两位外国人在赤山的活动，最初也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军事与宗教色彩，当然后来张保皋又建立了海上贸易通道，开辟了“东亚海上贸易之路”，石岛湾的“口岸”也就自然又增加了其商业的特色。

       但是对了近代，口岸贸易则是经济发展变迁的起点与原初动力，因而研究口岸文化、特别是口岸贸易也是研究近代经济社会的重要起点。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埠，口岸贸易就为传统经济注入了新的市场因素，商品经济由此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口岸是引发市场嬗变的重要根源，它的意义在于通过国内外商品的吐纳，以不断增长的商品双向流通为联系机制，造就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市场经济体系。口岸市场依次对周边市场产生影响，适应商品的需求、供给、流通和消费的变化，新的市场开始出现，传统类型的市场也依其对口岸市场的关系而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衍生出新的市场功能。

[3][参照 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7月第一版，第12页}

     威海的口岸文化也随着近代港口的开埠而呈现出新的景象：一方面是适应大的潮流，走入新的世界商品经济在轨道之边上，另一方面由于英国的占领，而带有浓厚的殖民文化的特色。

   1898年5月，英国海军强占威海，同年7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强行租占威海及港湾周围10英里内的土地。1902年，英殖民当局开始在威海港口一带兴建“爱德华商埠区”，力图将威海作为其向腹地渗透的据点。但因威海“内则交通阻滞，无铁路之联络；外有青岛、烟台作商业之竞争”，英当局“知商务之不易发展”，于是将威海辟为自由贸易港，对进出口货物一律实行免征关税，只收取码头使用费。这样以来，“进出口货商人图于税之便利，竞于此输入再谋转口”，“有许多牟利的烟台商人、不惮跋涉，由大连、香港批买来的货物由此处入口，然后由骡马转运烟埠等处。因为贸易额增多，轮船进出口月渐频繁，陆路运输也就非常忙碌，结果造成了市面的繁盛景象”。

[4] [蒋桐生：《威海卫指南》，1933年，六，工商；曲滢生：《威海卫鸟瞰》，《时事月报》第2卷第2期，1930年2月。]

    口岸贸易带动了商业经济市场的繁荣，就自然刺激了威海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在20世纪的20年代初期，就有大小华商商号400余家，其中钱庄就达50家之多。与此同时，外国商人也在威海开设洋行或代理行。早在1900年，英国的泰茂洋行在威海开业，为太古轮船公司代理定期轮船客货运输，并兼理香港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的金融汇兑及保险业务。此后，英国的和记洋行、康来洋行、富威洋行也相继在威海开办各种业务。

      1930年威海收回后，南京政府将英租占区连同威海卫城划为特别行政区，成立东海关威海分关，设盐务、烟酒、印花等税务机构，自此威海成为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但威海地方政府也由此取消了原来英占时期的自由贸易港制，口岸不再作为无税区，海关开始对进出口货物征税。
      但是比对着山东的青岛、烟台和龙口三大海港，威海口岸在近代以来直到1949年的贸易发展水平还差了许多，无论是进出港的船舶数，还是进出口货物量与货值，增长速度都不快，市场规模与繁荣程度也远不如其他口岸。

            三、为何威海的商业口岸未能得到繁荣？

        威海近代以来本有很好的条件发展自己的商业口岸，但较之青岛与烟台，这里的口岸虽也具备一定的商业化，可并不十分繁荣，规模相对较小，一直未能得以大发展，究其原因有三点：

       一是与英国殖民当局的政策有关：在英占期间，主要是将威海作为军港来使用的，而对民用港口和交通设施投资很少，远不如德国在胶州湾地区的投入。威海的商港和交通设施长期得不到改善，限制了口岸市场的商品流通。

     二是由威海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威海地处胶东半岛最东端，与内地缺少便利的交通条件，其港口又夹在青岛烟台大连几大口岸之间，发展空间十分局促，腹地的货物到烟台与龙口比到威海更快捷。

     三是，当年英国强租威海卫后，德国防止英的势力向山东西部扩张，曾以承认威占领威海卫为条件，要挟英承诺不在威海卫修建对外的铁路，这也是威海交道在当时不得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就威海口岸的历史与文化而言，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都呈现出多元的特色：政治军事和商业贸易都在相互交融着，有时前者的色彩浓厚些，而有时后者的特点更明显些。

     战略军事地理位置的重要、相隔朝鲜日本距离近、北洋水师的大本营、英租威海卫的几十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数万劳工在此通往欧洲战场等诸多方面情况与条件决定了威海口岸的上述特色。